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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倏忽而过,没有使记忆悄然风化、失去重量。200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0周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62周年纪念日。“一寸河山一寸血”,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二战的东方主战场;抗战的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这种伟岸的民族凝聚力,穿透时光,穿透历史,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20世纪初,岛国日本作为世界东方新崛起的帝国,在“岛国心理”的长期熏陶支配下,一心想着要扩张,尤其想着要在列强争霸中独占中国利益。20年代,田中义一内阁提出新的“大陆政策”,呈现了吞并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图谋。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一步步升级;而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了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第一位重责大任。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心手相连,空前团结起来,以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反侵略大军,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八年抗战”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因为抗战远不止8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先后是14年艰苦的抗战史,前6年属于局部抗战阶段,后8年则是全面抗战阶段。“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是欧洲百姓的坚定口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则是我们的铿锵歌声。
民族凝聚力就像一种“核聚变”,其力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最为强大的,尤其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大作家席勒说,“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勇于不惜一切地去维护自己的尊严,那么,这个国家就一钱不值。”大先生鲁迅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日本军国主义在“觊觎”之后向中国伸来的“探捡”之手,被空前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之力顽强而坚决地斩断。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是鲁迅先生对民族之魂的深刻阐述。让历史启示今天,让历史告诉未来。当今中国走上了和平发展的“真进步”之路,抗战时期形成的巨大民族凝聚力,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有着深刻的启思。
启思之一:政党团结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由此才能成为民族战斗力的中流砥柱。
曾几何时,中国内战不断,派别林立,军阀争霸,一盘散沙。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了中国内部的分裂、民族内聚力的极大削弱,放胆实施了首先霸占中国东北的阴谋;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忙于“攘外必先安内”,日本仅仅用了区区几个月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愤歌声于是响彻了神州大地。
当“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从民族大义出发,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社会的力量才团结起来,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从而变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敌御侮、共赴国难。
有了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于是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存在于整个抗战过程中。在抗战初期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尚未挺进敌后,仍在正面或侧翼协同友军作战;而在敌后,国民党也开展了游击战争。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尽管当时也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讽刺之说,但正面战场的中华儿女扛起的毕竟是主战场。
历时一个月的“平型关战役”,正是国共合作、共创民族抗战伟业在战役上配合的典范,整个过程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的光辉。“平型关战役”的战场绵延数百里,我方投入兵力10多万人,达11个军,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其中的“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第115师打的一个漂亮歼灭战;从广阔的背景看,“平型关大捷”正是“平型关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整个战役则迟滞了日军进攻,打乱了其侵华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自信心、提高了抗战凝聚力。
一个伟大民族的觉醒和奋起,其力量是非凡的。这种力量在张学良将军个人身上也得到非凡的体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什么要亲送蒋介石去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踏上“束身归罪”的道路?张学良并非“糊涂”,他是为了抗日大局,他这样主动承担起全部责任,接受军法审判,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伟大贡献。张学良将军是个人意义上体现民族凝聚力的最杰出的典范,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21世纪的肩膀上;面向未来,春暖花开;看海峡两岸,期待“风正一帆悬”;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我们更应该有政党团结合作的赤诚胸怀,把民族凝聚力聚集在更高更强的状态。
作者:
徐迅雷
编辑:
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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