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了一个训令，规定西南联大的各行政负责人可以享受“特别办公费”，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岗位津贴”。我们知道抗战时期，联大教师的生活非常困难。当此困苦之际，特别办公费确实可使家用的窘迫稍稍纾解一二，依寻常的见解来看，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焉有辞谢之理？

但是，这些书生偏偏都有不苟取一文的气节。25位教授联名给联大常委会写了一封辞谢信，请常委会将其转呈教育部。信里说明了他们不能接受特别办公费的两点理由：“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余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之风气，五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而二也”。信下署着25位教授的大名，有冯友兰、罗常培、李继侗等。事情最后是以25名教授辞谢特别办公费结局的。

联大教授兼任系主任、院长、训导长、总务长等行政职务，他们认为完全是“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不应该斤斤计较，索取额外的报酬。三校原来就有这样的好传统，这在30年代教授生活优裕的时候算不了什么，但在抗战生活艰苦的时期能坚持同一品格，可就不是容易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