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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陕县“7·29”透水事件被困69名矿工解救成功后，陕县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王玉山当即跪倒在地，扬着手大哭。
此情此景，据说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王玉山“大哭”，我想应该是两条：一哭矿工，为他们获救喜极而泣，二哭自己，作为分管领导，他得到了一种解脱。
我也被这则消息感动过，感动之后是讷闷：书记县长为何不哭？
在常人看来，最应该大哭的当数县委书记，就一个县而言，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父母官”。拥有八百万家财的山西省翼城县县委书记武保安，不幸“出事”后，一再感叹的是：“当县长不如当书记”。
但书记不大可能“哭”。根据我党的政策，安全生产实行“一票否决制”，但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却是县长，不是县委书记，作为书记，他就如同一个旁观者，只有道义上的责任，面对矿工获救，要他挤几滴眼泪是可能的，但想他“大哭”，火候不到。
既然县长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为何县长没有大哭？道理很简单，有“替罪羊”分担他的压力。理论上出了安全事故，县长有被“一票否决”之虞，但实际工作中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因为一个县里还有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这个人被定性为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即使天塌下来，有他顶着，县长基本可以安全地实现软着陆。
这就是中国的官场体制：本该负责的人，没有责任；实际承但责任的人，又可以推卸责任。从山西黑奴案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责任体系的好处：一起“当惊世界殊”的恐怖事件，最后被处理无非是几个“基层干部”或“副职干部”。连事发所在地的领导，至今都还在“执政为民”着。
每每恶性灾难事故发生后，其实大家还特别关心对相关官员的处理，常识告诉我们，非如此不能“断后”。然而多年来，矿难等各种灾难事故尽管时有发生，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因此撤掉过哪位党政“一把手”，也没见撤掉过一位党的副书记，甚至副市长、副县长也没动过几位。
当然，作为情为民、利为民、权为民的先进性政党，在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党总会给人民一个交待，这个交待，就是发生特大事故后，有个叫李毅中的同志，会及时在殃视里声情并茂地“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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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点五
编辑：
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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