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指出，这同样适用于中美关系。以往中美关系的模式就是谈判、签约，基本上只是一种策略性的、由官僚机构实施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因此双方难免都采取有时合作、有时牵制的手段。而且目前中美关系的概念和走向基本上还是由美方来定义和主导，从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都是如此。“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没有摆脱这种窠臼，具有操作性，但不是为解决核心问题而设，对真正建立美中战略关系要求来说依然不够。

雷默强调，随着中国成为更成熟的国家，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考虑中美关系，建立真正基于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了。这需要决策者有基辛格和周恩来那样的既有历史性，又有前瞻性的创造性思维，需要战略概念。

雷默指出，美中需要一种富有想像力的创造性方法，使两国关系从不太稳定到承诺成为朋友的转化。他说:“不要以为国家利益永恒不变，国际事务其实变化是很快的。”他强调，当前美中两国要避免一些突发危机，使两国变得很难合作。他说:“两国关系最大的风险并不是两国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而是在一些重大全球事务上不合作。”

中国再出发

洗尽铅华，中国再出发。

建国60年大庆长假后第一个工作周，或许是一个更适合冷静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时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它会如何继续前进，过程会不会像过去60年一样艰难曲折，2049年新中国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国会怎么样？这些疑问都有待时间解答。

正如执政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在阅兵讲话时所言，历史启示我们，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它在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投资推动，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数字是，就人均GDP而言，中国目前仍排在全球100名之后。根据IMF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排名位于佛得角和亚美尼亚之后，仅在伊拉克和刚果共和国之前。残酷的金融危机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不属于那些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而是那些可以轻松以本币借款的政府。毕竟，美国从哪里借钱呢？中国。

此外，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增多、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也都在警醒我们，未来的道路很艰难。单就外交而言，中国是否已做好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外交政策决策者与民众是否会在头脑发热或民粹蠢动之间游移？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朝着一个目标高速奔驰，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领导过13亿人口共同致富。换言之，任何国家的任何成功经验和模式，都不足以帮助中国应付它独有的问题。中国只能继续自主地探索，包括从自身经验和自身文明中，寻找克服现实问题的智慧。

2009年的中国处在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复杂微妙时刻。中国正面临很好的机遇，也面临艰难的选择。

这时，我们不再需要廉价的表扬和吹捧，不能沉湎于过去的成就，当烟花谢幕，当歌声远去，前路漫长，我们需要真正冷静与犀利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