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承认，“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确实存在很大争议，但他认为，这个概念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效。他说:“观察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发现一种以中国现实为背景的有效观念。‘北京共识’不是抛弃‘中国模式’，以全世界共同认同的观念取代它，而是如何使‘中国模式’更好地容纳它们。”

雷默据此提出“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即中国需要真正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的观念，因此解放思想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模式。与此同时，政治改革也愈显重要。他说:“我不相信政治改革必须走西方的模式，它必须是中国自己的设想。”雷默预计，中国政治改革很可能像经济改革那样，走循序渐进、逐渐摸索的道路，有可能先从中共党内民主开始。

他也对中国强调稳定表示理解，他说:“稳定是中国人最希望，也是觉得最重要的，却是最难的，因为未来中国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必须关注需要什么样的稳定，稳定的性质和动力所在。”他指出，以前大家认为中央集中式的治理模式最有利于稳定，而现代实践却证明，合理分权更有利于稳定。

他强调，其实“北京共识”最核心的意义在于:每个国家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巴西模式与中国模式就不一样，不能只有“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模式通用不同国家，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当今世界每个国家要发现它自己的解决方案，不同的病人要有不同的药方。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将更强壮、更具活力。”

战略挑战

中西方对中国国际形象

认知有差异

雷默还注意到，新中国建国60年，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但另一方面，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使得西方国家在惊叹中国崛起的同时，也害怕中国成为强权，颠覆现存国际秩序，害怕“中国模式”取代“普世观念”。由此带来中国国际形象在中国和西方民众心目中形成巨大反差。

对中国国际形象演变颇有研究的他指出，中西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反差集中体现于:“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中国人经常抱怨，自己国家过去多年取得非凡进步，西方国家却视而不见；中国不干预别国内政，只想办好自己的事情，西方国家却指责中国搞利己主义、重商主义，不愿承担责任；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统一，西方国家却经常拿台湾、西藏、新疆问题说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雷默分析，主要有四大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大而复杂的国家，本身就不易理解，而现在中国变化又太快了，快得连中国人自己有时都感到迷惑，更何况是没有足够时间认识中国的西方人。第二，中国的政治体系表述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观念不同，让他们觉得难以理解，从而销蚀了信任感。第三，在台湾、西藏、新疆以及朝鲜等热点问题上，中国的行为方式与西方不同，中西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差异。第四是在经济、军事上存在的利益之争和认识分歧。

为了帮助西方人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中国官方近年加强了对外宣传和国际公关的力度，不过著名中美关系专家王缉思曾指出，中国国际形象终究还是取决于国内形象，自己老百姓对国内政策和社会现象满意了，中国国际形象自然也就随之改善。

北京奥运会时担任NBC特约评论员的雷默表示，同意王缉思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改善国际形象的挑战在于，如何尽力让西方觉得她是值得信任的。比如在非洲的投资，中国要让非洲人民相信，它不只是去获得资源，把东西拿回家，也在帮助当地建医院、学校，帮助当地全面发展。

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需要文化、教育、医疗的发展。这也是‘北京共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中国媒体想提高话语权，雷默建议，加强透明度非常重要。另外，中国有辉煌的历史，令人羡慕，但这对提高当今中国的国际形象起的作用不大，中国应当更多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告诉国际社会它未来的走势。遗憾的是，一些官方媒体仍然是以旧的方式进行宣传，难免效果不大。

雷默强调，中西价值观矛盾带来的对中国国际形象判断的大相径庭，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最大的战略挑战之一。他认为，由此带来民众情绪对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未必会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冲突，关键在于决策者要有全新的思维，作出战略性的抉择。

美中关系

必须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最近雷默出版了新书《不可思议的时代》（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指出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能依靠传统的模式和思维来解决国际问题，需要新的观念、新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