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的编辑先分着看书稿，然后再合着看，然后又分着看，在分解的过程中，每个编辑、校对都会对稿件进行规范。比如，总理答记者问中会出现口语化用词，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字词进行讨论，然后统一。”陈鹏鸣坦言，如果是一般的书，对于发现的问题，编辑就直接进行修改了。而对于《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们会用铅笔标记出发现的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大家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分清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最终只留下大家共识的问题再上报相关部门。

新书面市后，人民出版社还没有接到有关此书内容存在编辑问题的任何举报。“可能读者还在忙着看书，没来得及发现问题。不过我相信参与此书编辑的所有人都感到荣幸，我们是在兢兢业业地对待这份工作，也对得起这份工作。”陈鹏鸣笑言。

社长挑头当“责编”

和普通图书不同，《朱镕基答记者问》的编辑出版并非是作者和编辑喝茶聊天沟通的结果。

自2003年卸任后，朱镕基深居简出，很少公开露面。较正式的公开活动仅有两次:一次是参加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一次是出席德国中小企业联盟授予他“欧洲中小企业奖”的颁奖仪式。

“见到首长本人的只有黄社长。”陈鹏鸣说。

《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的出版源于人民出版社对读者需求的了解。近几年来，不少读者向出版社提出:希望能阅读到完整版的朱总理答记者问的书面文字。出版社与相关部门交流了出这本书的构想，并得到了同意。随后出版社向相关部门提供了一个整体方案，细致到书具体怎么制作，选哪些图片插入。

退休后的朱镕基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曾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已不在职的他，要求任何人都不要再和他谈工作。

但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凡写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书稿，在报送新闻出版署之前，须先由出版单位征求本人意见。对于出版社的这个构想而言，朱镕基的态度几乎就是一切。

“我们把做的样书送给首长审阅，他看了比较满意，让我们继续修改完善。”陈鹏鸣说。

社长黄书元总是很细致地向编辑们传达首长的想法和修改意见，俨然是责编的角色了。两年多时间玉成此书，其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好像有一次，黄社长在向首长汇报此书的制作情况时，正好赶上饭点，就留社长在他家吃饭了。据首长的秘书说，这样的情况(留人吃饭)很少出现。”陈鹏鸣说。

9月1日上午，《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黄书元在发布会上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朱镕基任内在和中外媒体记者的接触中，展现了一位东方大国总理的风采、气度和境界，为国家赢得了整个世界的理解和尊重。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解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严峻形势下的困难和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朱镕基:记者要比我大

虽然《朱镕基答记者问》是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的，但在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眼中，毫无疑问这是一本朱镕基自己的书。

“书里确实有一部分是记者的提问，但这是诱发总理思考的一个契机，这些思想、语言都是他自己的。尤其是答记者问都是现场面对面，电视直播，他不可能叫停，先去查下资料再回答。”陈鹏鸣说，朱镕基本人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工作持肯定态度，并给予很多意见。

“对封面的设计，他就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要求‘答记者问’几个字的字号要大一点，他自己的名字要小一点。而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把‘朱镕基’几个字放得更大些。”陈鹏鸣从社长黄书元那儿听到这个意见的时候，想到了朱镕基说过的一句话:我是国家总理，代表的是国家，并不是我个人有多么伟大。

朱镕基不但给封面设计以意见，还亲自修改了书中个别文字，甚至对书的定价都做了要求。

“这本书定价59元，双色印刷，前面还有彩页，纸张也比较好，核算来，我们的定价是中等偏低的。首长那边明确要求我们在不亏本的基础上，尽量把价格压下来，一定要考虑普通读者的购买力。”陈鹏鸣说。

在陈鹏鸣眼里，出书本该是件高调的事情，但这本书却遵循了最低调的出版宣传策略。“按说这本书的发布请一些部级领导参加都不是困难的事情，但首长那边不希望我们请官员来，所以我们邀请的也多是媒体朋友和一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