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和绿营的主体都已经糜烂不堪使用

从理论上说，清朝确实拥有“百万大军”，这一点我们上一期重读中就已经做了梳理。但是，实际一梳理，“百万大军”中的一大半开始就无法走上战场。

清代入关以后，以八旗和绿营军队为经制（有国家正式编制）常备军。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八旗兵力为250078人（其中驻防北京和直隶148200人，驻防东三省45117人），绿营兵力440413人（直隶40805人，山东17667人），总计全国常备军69万余人，直接在甲午战争前线各省的兵力超过20万人。

但，除了辽东很小部分的八旗部队和绿营中极少数精锐练军外。这些部队基本上与甲午激烈的陆战没有关系。

自从入主中原以来，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每况愈下，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缺乏更新，更重要的是吏制的腐化和训练的废弛。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被西洋列强打得疲于奔命，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更是全无一用。甲午战争前，这支清政府的常备军战斗力早已尽丧，只能勉强充当维持治安的角色。

在这个时代，八旗兵早已颓废不堪，不再作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存在，而仅是作为征服者的一种标志继续存在着。

绿营的情况也差相仿佛。政治腐败，军官空谈韬略缺乏指挥才能，贪污腐化训练废弛。武器落后，弹药不足，纪律败坏不复行伍，空额横行，士兵糜烂。这只在清中期开始成为朝廷武力支柱的部队到甲午时，也早已成为了“无用之兵”。

可就是这么两支腐烂到极点的“军队”，因为是曾经帮助打下江山社稷的皇朝子弟兵，属于赖以维系政权存在的“祖宗旧制”，改革之刀无法触及，每年清政府并不宽裕的财政要为这两支吃闲饭的队伍支付2000万两银上下的粮饷开支，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

绿营中只有少部分练军有上战场一战的能力

唯一的例外是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政府在绿营基础上按照湘淮军乡勇的组织和训练标准挑选精锐训练的“练军”。

这只部队总人数约10万人，但一方面因分散驻扎在全国各地，能在第一时间调用参战的只有驻直隶、山东等地的练军；另一方面各地练军训练水平参差不一，战力差距悬绝，相对来说，也只有直隶等处的练军可堪上战场，这也直接导致清廷在甲午战后痛感练军不足倚靠，对之进行大规模裁汰；第三，就是训练水平可以保证的直隶等省练军，战斗力高于绿营，但依旧不能满足对日军作战的需要。

因此在八旗和绿营的69万人中，真正可以被清廷调上甲午陆战战场的，只有绿营“练军”中的一小部分。其余60余万人，只能是坐糜粮饷，一无所用。

乡勇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成为清朝国家军事力量支柱

我们上一期已经提到：乡勇团练是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现八旗和绿营已经完全无法应付的情况下才发展出来的军队。是各地以自募民兵为形式的团练武装，最著名的有曾国藩系统的湘军、李鸿章系统的淮军，张曜的嵩武军，前身为皖军的宋庆毅军，左宗棠楚军等。

这些团练武装以乡情和亲情为纽带，在战争中逐渐采用了先进的近代武器武装自己，经过战火的锻造，成为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使用近代化装备的陆军部队。

在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事平息后，这些团练乡勇武装称为清朝陆军的骨干，被派驻边防、海防要地。凡是驻防在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的团练乡勇，称为防军。称为清朝陆军武装力量的核心骨干。

战前乡勇部队的情况其实堪忧

但这些“核心骨干”，在进30年后的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呢？

太平天国战争后，曾国藩大力裁撤湘军，到甲午战争时，原来的老湘军早已十不存一。练勇的主力由李鸿章系的淮军为主力担当。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从外国引进和在国内洋务工厂自行生产的近代先进武器装备不停供给给这些部队。作为国防的“核心骨干”，练勇的装备还是跟上了时代的进步。

但跟上的也仅仅是装备而已。

练勇的军官大多没有任何相应的近代陆军指挥和作战的知识和素养，仅因为自己或自己长辈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作战中立有战功，就得以逐级晋升。他们的作战、指挥知识和习惯要么来自于自己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实战经验的积累，要么来自于自家长辈将领和同僚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而士兵层除了在训练中接触到一些西洋队法和兵器操法外，更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近代陆军的点点滴滴。

当时间还停留在1860和1870年代的时候，这些练勇部队还能凭借太平天国战争和镇压捻军的实战经验维持战斗力的话。时间的推移，到了1880和1890年代，随着老兵的逐渐淘汰，这点赖以维持战斗力的经验也都荡然无存了。

早在1874年，李鸿章就在一封家信中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而所提到的盛军正是驻扎在直隶，由李鸿章直接掌握的北洋陆军精锐中的精锐。这支部队在甲午战争的陆战中从平壤战役开始就成为清军陆军的一大主力。他们尚且如此，其余部队可想而知。

甲午战争前，驻防各省的练勇总数大约有32万人，加上约10万左右的绿营练军，这40几万人中就包括了清朝陆军中与战斗力能调出来与日军作战的所有部队。

李鸿章一份奏折说明清军可用之兵寥寥

如果说40几万人的部队，论总数已经是日军总兵力的近4倍的话，真正打起仗来有多少部队能够送上战场，顶得住，打得起，这一点，作为甲午战争清朝军队的实际总管家，李鸿章心中有完全不同的数字。

在李鸿章1894年7月4日的《海陆兵数折》里，他一一列数了自己认为可以一战的部队，计有：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隶、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铺游击策应之师。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较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

我们分析其组成可以知道，威海卫护军、奉天大连湾、军粮城之铭军、亲庆军、天津青县之盛军、武毅军都是淮军，嵩武军和宋庆毅军均是豫军乡勇，仁字营出自湘军，威海卫绥巩军是关外防军，加上“较收实用”的直隶和奉省练军。这就是李鸿章心目中的全部可用之兵。

这些部队有多少呢？

中日双方情报说明：清朝可用之军仅5万

李鸿章提到的“营”是晚清陆军常用的编制单位，一营兵编制应该有500人，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一营300余人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此折中提到“分布直隶、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的，是“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计40营另670人，按一营500人计约20670人，与李鸿章所说“合计二万人”正好符合。

而“填扎后路以备畿铺游击策应之师”计20营，越1万人，加上“较收实用”但“断难抽调远役”的少量直隶和奉省练军。清军可战之兵已尽在此了。

在李鸿章计算的北洋边海防军队数字里，八旗根本不在其内，绿营则标明“疲弱已久”，也不在考虑之内。

这个数字得到了日本方面情报的应证。

日本方面通过战前的情报工作，得出了对清朝陆军兵力的估算：战前驻扎在天津、旅顺、大连、威海等地的淮军等练勇有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嵩武军等番号，兵力38642人。加上驻扎在奉天的奉军，以及练军中比较有战斗力的部分共14639人，日方得出清军北洋主力部队共53281人的兵力。这与李鸿章在奏折中提到的正相仿佛。

这就是清朝陆军中真正能调用对日作战的家底。

“百万大军”，到此翻作画饼。

清军兵力少 在朝鲜已经下了血本

行文至此，我们得到了清军的真实实力。但如果仔细考虑的话，情况还更糟糕。

北洋水师在威海，旅顺，天津等地建立了基地，为了保护这些基地，三地均建设了近代化的要塞，并驻扎了精锐的北洋陆军部队驻守，这就是李鸿章在奏折中明确提到的“分布直隶、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的部队。

这些炮台守备部队按照李鸿章的计算占用了40营约2万余人。这使原本已经严重不足的陆军精锐分去了一半进行要塞守备。可以用于出征作战的机动部队只剩下以驻扎直隶的卫汝贵部盛军为骨干的练勇各部11384人、直隶练军叶志超、聂士成部10357人、奉军左宝贵部3879人。总兵力只有25400余人。这才是清朝能够出动的执行机动作战任务的全部兵力。

我们看到，这些名字如数出现在远征朝鲜的平壤战役中。

平心而论，清廷一次将全部25000机动部队中的一大半（包括牙山、平壤两次作战中清军的总数）15000余人投入朝鲜，不能说不是下了血本。

日军每场关键战役均能以多打少是理之必然

但清朝陆军就是赔上所有老本，也还是会血本无归。

当我们回头看日军陆军的实力时，就会计算出来。

甲午战前的日本陆军，已经编制了7个野战师团，每个师团的人数是15000余人，总计123047人。

甲午战争中，日军采用了“军”这个临时编制，一个军两个师团，或一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兵力在2万至3万人。对于清军来说任何一个日军“军”的编制出现在战场上，都必然对当面的清军形成局部优势——清军可用兵力本来就少，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没法形成相应规模的兵团，于是每战则以少打多就变成必然的事情。

双方远征朝鲜的作战中，清军四大军不到15000人的机动兵团需要面对下辖第三和第五师团的日军第一军3万余人。

旅顺攻防战中，清军守备辽东半岛的10000多部队要面对下辖第一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的认识20000余的日本第二军。

威海保卫战中，守卫威海的7、8000清军要面对辖第二师团和半个第六师团的20000多山东作战军。

清军拆东墙补西墙引发更多问题

可用兵力的捉襟见肘诱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当远征朝鲜的清军精锐大败亏输逃回国内后，为了弥补战场上的漏洞，李鸿章不得不将能动用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大规模调用。

因为远征朝鲜的已经是清陆军中大半的机动兵团，那么，李大人也只好将那些原本守备炮台要塞的精锐陆军抽出编组成野战兵团推上前线。

布防鸭绿江防线的宋庆毅军，刘盛休铭军均是原来守备旅顺要塞和大连湾的要塞守备部队，加上原本防守北塘的仁字营。可以看出，为了补上朝鲜的窟窿，除了威海的守备部队未动外，辽东半岛和天津的要塞守备部队已近抽空。

当这些部队加上大量的杂牌军辅助，终于在海城等地与日军第一军形成对峙的时候，整个北部沿海已经没有别的可战之师。

因此当日军第二军在大连登陆进攻旅顺要塞，山东作战军在荣成登陆进攻威海要塞时，清朝就再没有可以阻止他们的军力了。

而为了堵住这个窟窿，弥补当面军队数量上的不足，清军陷进了更深的陷阱——临时招兵。

临阵招募新兵引发灾难性后果

在宋庆毅军，刘盛休铭军调往鸭绿江防线后，为了防守辽东半岛的要塞群，清军大规模临时招兵。

如铭军留守大连的徐道邦部，从三营临时招兵扩充到六营二哨。新兵数量已经超过老兵一倍。

更为极端的，是旅顺守军各营，总兵力14700人中，竟有11000人是战前新募，可以说，就是一群才拿起枪的平民。要他们对抗兵力优势并且训练有素的日本陆军，无异驱羊斗虎。旅顺保卫战的快速溃败，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与之类似，防守威海的绥字军也因兵力单薄而大量招募新兵。而随着日军攻势的深入，这些新募士兵甚至闻恶战将至即未战先逃。导致威海卫坚固而重要的北帮炮台群未经一战就落入日军手中。

因此，在日军审讯被俘的北洋水师将领蔡廷干的记录中，留下了这样愤愤而又无奈的对话。

日审讯官：陆兵不能相互救援而招致失败，没有其他原因吗？

蔡廷干：太平时期不思军备，临战时新招兵丁首鼠两端乃败因。

当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时候，人们应该能想到最终倒下的是整个大清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