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争促进中国近代军队发展

西洋枪炮的使用，使得湘军、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各地捻军起义的过程中颇为得力，特别是淮军的洋枪炮化使得淮军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为中国军装备最先进、训练方法采用西法的军队，从而成为晚晴政权最为倚重的军事力量。

八旗和绿营军制进一步衰落，使绿营制度成为支撑清廷政权的重要支柱。在一系列对外军购及仿制西洋枪炮军事活动的推动下，晚清陆军军种开始由步兵和骑兵逐步扩展为由步、马、炮等兵种相互协调作战的近代化军队，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重大转变。

19世纪60年代后，管式前装的马步枪及长短炸炮，替代了落后的中国管状火器。80年代后，后装连发枪炮，包括马克沁、哈乞开斯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开始输入中国，国内兵工厂也进行仿制。

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所以，为了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设立制造局及机器局生产枪炮和弹药，就成为了洋务派欲实现“自强”不得不选择的道路，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全面向西方靠拢：淮军引领战术训练德国化

军队中火炮的使用极大地提升了清军的战斗力，火炮所发挥的强大威力也绝非旧式武器所能做到的，这是中国近代军事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历年购买克虏伯后膛钢炮，1875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了新式炮队19营，装备了克虏伯炮114尊。“此时的淮军，炮营完全独立，用以配属铭盛各军，以使淮军成为国内唯一劲旅” 。

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严令淮军各部戒严,并一次性聘请了二十四名德国军官来华入充当军事教练,以期加速淮军军事改革。德国教习为淮军带来一股改革新风,他们全面地促成了淮军操法从英式到德式的转型,并将散兵战、军用气球、军用电线、铁路等欧洲军事发展的最新情况作了介绍,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淮军的战术和训练状况。

淮军大量采用德国的武器装备及其训练方法及战略战术，影响了晚清军事改革过程中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崇尚德国军制和德式武器装备成为清末陆军的普遍状况。

湘军练军紧紧跟上：清朝陆军大发展的时代

与此同时，绿营和湘军也开始进行西式编练。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酌选武员数十人到上海、宁波练习外国兵法，“学成之后，自行教练中国兵丁”。

福建、广东的绿营和天津的练军都要训练外国兵法。可是，由于新练各军“用洋枪者已少，用后膛枪及炸炮者更少，可靖内匪，而不可御外侮”。

1879年（光绪五年），李鸿章以德国陆军步队尤精为由，选员赴德国学习练操及迎敌、设伏、布阵、绘图等各法。随之，张之洞等人的部队亦开始练习洋枪洋炮和阵法。为长期推广新法，李鸿章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人为教习。

1887年(光绪十三年)张之洞在广州设水师、陆师学堂，在江宁设陆军学堂，均讲求新法。

装备新式武器的清军，经过西式训练，战斗力有所提高。李鸿章在1882年（光绪八年）向清政府吹嘘说：“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

淮军及其他各军的对外军购和仿制西洋枪炮对于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方法及战略战术开始输入中国，并对当时中国陆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客观地讲,甲午战前,清陆军并没有与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相隔绝。

世界军事技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突飞猛进

淮军登上晚清政治军事舞台的同时,正是世界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早在1823年,英国约翰•诺顿(J.Norton)就提出膨胀型子弹的设想,这种子弹击发时能与膛线密合,起到防止枪管漏气并增加推进力的作用。诺顿设想经过法国军官劳德•米尼(LMinie)的改进后,成为具备实用价值的米尼式圆锥形子弹,于50年代装备西方国家军队。

由于米尼式子弹可膨胀,因此弹体直径就可以做得比枪管直径小许多,这不仅部分解决了前装线膛枪装弹过慢的问题,而且使过去因无法解决枪膛漏气问题而被弃用的后膛枪重新受到重视。50代中期,法国军队和德国军队就首先装备了使用米尼式子弹的后膛枪。

70年代之后,集火药、子弹和铜帽于一体的金属定装弹得到推广,更进一步简化了步枪的装填程序,火器性能得到极大提升,这一时期的步枪已经能够达到有效射程500米、射速每分钟10-20发的水平,战场上甚至出现了每分钟发射几百发子弹的机关枪(如诺登飞机枪、加特林机枪等)。

火炮方面,膨胀型弹丸的应用同样使得后膛炮进入实用阶段,由此提升了火炮的射击效率"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则使火炮质材由青铜过渡到了钢铁,这意味着炮膛可以承受更多的装药,射程更远!耐用性更好"军事技术的进步大大增强了火器的射击效能,以至于此后发生的装备技术水平相当的战争中,步兵已经开始采取疏散队形,从掩体中向敌人射击,而不是在开阔战场上防守了。

在李鸿章指挥下清朝军事工业紧盯时代脉搏

淮军的兴起恰逢这一“军界盛世”。它的将领大多是赳赳武夫,既没有湘军统帅的守拙陈腐之气,又受到洋务派官僚“开眼看世界”的气象熏陶,对于军事技术完全持实用主义态度,在新式火器的换装上始终紧跟世界潮流。

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交战双方都使用了新式后装步枪。李鸿章通过与淮军中的外国军官、驻外公使李凤苞以及德国商人斯米德的交流,得知西方新式步枪中“英之至精者,曰亨利马梯呢,其次曰士乃得;俄曰俾尔打呶;德曰呢而根;法曰沙士钵;美曰林明登。以利钝迟速较之,则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俄之俾尔打呶精于美,美之林明登又精于英之士乃得及德、法诸枪也。”新式火炮中,“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鹿卜(克虏伯)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

“英国多用前门熟铁来福长弹大炮,曰乌理治,曰阿墨斯得郎,曰回德活特,三家尤著,大者口径十一寸至十五寸,身重至八万斤以上,子弹重至六百磅,能打穿二十余寸厚之铁甲”,“陆路行仗小炮,则以德国克鹿卜四磅后门钢炮、美国格林连珠炮为精捷”。

不久,士乃得、林明顿枪出现在中国市场上,李鸿章先令淮军换装了较为便宜的士乃得枪,又购买了几千支林明登枪供将士操习。由于马梯呢、俾尔打呶等更好的步枪并未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李鸿章又设法通过总理衙门和俄国领事馆少量商购,“以备将士选锋者操用”。

此外,经由美国南北战争而风靡世界的加特林机手动枪也颇受李鸿章的青睐,虽然价格不菲,但李鸿章也为淮军购买了数十尊,“以备游击要需”,同时饬令金陵制造局进行仿造。

1875年之后,西方军火市场进一步向中国开放,此时性能更佳的温切斯特、毛瑟、哈奇开斯、李式步枪等先后输入中国,淮军加紧更换,仅1875年一年,李鸿章就向德国毛瑟公司订购了26000支步枪。

到光绪十年(1884年),淮军陆营都装备有毛瑟、哈奇开斯等带弹匣的连发步枪,骑兵则全部装备温切斯特十三连发步枪。为了达到火器制式上的统一,李鸿章甚至规定:凡全营用哈奇开斯枪者的即不领毛瑟枪。

火炮方面,1872年,德国克虏伯公司打入中国市场,李鸿章首先通过迪亚士银行“商办四磅克虏卜炮两尊”,后又陆续添置,到同治末(1874年),已购到克虏伯后膛火炮50余尊,分置于大沽炮台和驻扎在天津小站的盛军当中。到1877为止,淮军共购买克虏伯后膛钢炮114尊,并仿照德国炮营建制成立新式炮队19营,每营装备钢炮6尊,编入兵勇144名,战马155匹,可独立遂行作战任务,中国军队的炮兵制度由此发韧。

1888年前后,淮军购买装备的火炮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370多尊,除克虏伯外,还兼购了阿姆斯特朗和格鲁森等品牌的火炮。

中法战争后清军再次跟上时代发展

中法战争后,世界火器发展进入新的局面。1884年,法国化学家合成了新型燃料——无烟火药。该燃料一经应用,立即使火器性能产生了另一次飞跃。

第一，无烟火药燃烧时不产生黑烟,不会轻易暴露射手的埋伏位置,士兵在战场上更加安全。其次,无烟火药燃烧时产生的气体是黑火药的三倍,使用这种推进剂的子弹可以将初速提升近50%,这就意味着火器射程的增加和射击精度的提高。第三,使用无烟火药不会产生使用黑火药时的枪管淤塞现象,步枪使用起来更加可靠。最后,根据动能定理,子弹的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子弹初速的增加,意味着质量可以适当减小,同时也意味着步枪重量的减轻和士兵带弹量的增加。到19世纪80年代末,世界各国纷纷转而试制和装备性能更好的小口径连发步枪。

对于西方世界的军事技术发展状况,李鸿章通过驻外人员随时跟踪了解,并再次计划为淮军换装。

但此时西方国家对新军事技术的保密措施日益严格,法国于1886年首次装备使用无烟火药弹的小口径步枪时,即实施严格的保密管制,不仅控制枪械的出口,对无烟火药的配方也秘而不宣。即便是欧洲化学工业最为发达的德国,也只是到1889年才仿制出无烟火药,进而装备小口径步枪,而美国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仍未能制造出无烟火药。

19世纪90年代初,小口径步枪虽已能在世界市场上买到,但价格昂贵,每支约为旧式步枪的4到5倍,战争时期甚至高达10倍之多,这是淮军财力状况所难以负担的。在国内,1891年,军机处因财政问题下旨停购新式军舰达两年之久,淮军换购军械的计划也不得不随之搁浅。

因此直到甲午战前,淮军只少量换装了曼利夏、新毛瑟等小口径步枪,并为岸防各部配备了一些使用无烟火药的格鲁森火炮,如李鸿章所言,“新式快枪快炮不敷甚巨”。

军械进口的道路并不畅通,李鸿章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军械仿造上。1890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英国小口径步枪,名为“新利”。同年,又仿造了奥地利曼利夏小口径步枪,并针对原枪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改进,命名为“快利”。

通观淮军的火器换装历史,可以看到,从滑膛枪炮的购买到后膛枪炮的换装,再到连发步枪的引进,淮军始终紧跟世界军事技术发展潮流,部分新式火器甚至先于西方国家列装。19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换装虽一度停滞,但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也未能全部实现步枪的小口径化。

甲午清军装备分析：淮军装备堪称一流

甲午战争的参战部队,前期以淮军为主力,辅之以东北地方部队和宋庆所部毅军;后期又从全国调集了以湘军为主力的大量增援部队。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部队的装备情况。

淮军在1865年有5万余人,装备洋枪三、四万杆,并建立了六个开花炮队,装备了12磅至108磅不等的火炮。70年代以后,西方更为先进的后膛枪炮输入我国,淮军装备再度更新,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得,法国的哈乞开斯,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和黎意等枪种,均进入淮军部队。

到甲午战争前夕,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仿造的快利枪等。

在火炮方面,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到1884年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370多门。从1886年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近200门,北洋自购者尚不在内。

另外,到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145门,大部分用来装备了淮军。淮军火炮中,有一部分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快炮(速射炮)。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是堪称一流的。

除淮军之外,其他部队也装备了相当精良的武器。如直隶练军即一律装备洋枪洋炮,到90年代前后,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

甲午清军装备分析：其他部队也得到补强

与淮军相比,某些部队的装备确实存在着差距。东北练军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二十二日,共领得七种枪枝4272杆,其中还包括部分鸟枪和抬枪。

另据吉林将军长顺称,战争爆发时其所统各军“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皆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也屡屡请求外省拨给枪炮。

再看湘军,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微奏称:“湘中风气未开,所用洋枪屡修屡坏,实不足以资抵御”。1894年9月,布政使魏光焘受命募集新军北上参战,而“湖南并无后膛枪,湖北亦甚少,仅有林明敦数百枝,弹太少”。

是年底,湘军宿将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吴大徵受命帮办军务,所部“枪械未齐,子弹不足”,“有步队而无炮队”,辖下23营零3哨,仅有各种枪枝4600枝。

山东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主要战场,山东部队装备更差。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旧存军械本属无多,现经各营纷纷请领,几无以应。且尽系旧式洋枪,难以及远”。沿海部队“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许多部队只好“率配以旧土枪及故前膛来福枪”。

然而,如果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得到中国部队除淮军外,其他部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堪与日军一战的结论,那就为时过早了。因为战争爆发前后,除国内军工企业加紧生产外,沿海各省督抚还大量购买外国枪炮,调拨前线。

因此,参战部队开上前线后,其装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清政府购买武器数量非常庞大。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4年奏报,先后委托驻外公使和从外国洋行购买各种新式快枪共9250枝、火炮30尊、子弹700万颗、炮弹14400颗。两江总督刘坤一至1894年9月,已购枪枝15000枝,子弹280万颗,并拟再购快枪10000枝,每枪配子弹500颗。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购买的武器更多,1894年10月奏报已“先后订购西洋各项快炮五十六尊,各项快枪二万八千三百二十余枝,大小各项枪炮子弹一千五百二十余万颗”。12月,又奏报委托驻德、美、英各国公使代购毛瑟、哈乞开斯、马梯尼等快枪23300枝,子弹622万颗,以及小炮若干门。

山东吴大徵曾先购“战炮十尊,精枪数百杆”,以后又购奥地利小口径枪8000枝,子弹100万颗 ;福建省购毛瑟枪5000枝,子弹500万颗装备前线部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李鸿章奏:“许景澄(驻德公使)购来毛瑟枪一万零八枝,业经全数分拨各军应用”。南洋所购马梯尼10400枝、马枪1000枝,议定南北各半,解赴北方5700枝,留于南洋者拨给李占椿、万本华、杨文彪、朱洪章等即将开赴北方作战的部队。

此外,沿海各省库存枪炮也大批解赴前线。南洋大臣刘坤一截止1894年10月,前后协济各省后膛洋枪14000枝 ;广东到11月已调拨各地洋枪16000枝,以后又续拨马、步枪2600枝,子弹360万颗。年底,拨给吴大徵部钢炮30尊。这些武器无疑对改善部队装备起了重大作用。

原本装备落后的部分清军在战前获得更新装备，最明显的例子如左宝贵的奉军。奉军所在的东北练军原本“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皆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

为了改进奉军的装备，李鸿章特地从旅顺的军械库中拨出新式毛瑟连发步枪500支，子弹10万发交付奉军。这批新式步枪在后来的平壤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赴朝奉军原本只装备有2门加特林机关炮和6门小行营炮。

李鸿章又另拨给新式克虏伯75毫米口径行营炮20门。使入朝总人数只有3500余人的奉军装备焕然一新。

宋庆、依克唐阿归罪于武器实际并不可靠

甲午战争中，陆战的前线战将宋庆、依克唐阿等人屡屡谈到武器量少质劣,以至战败。后世史家往往据此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些败将的奏报与归因是可信的吗？

事实恐非如此。某些将领对所部装备不足的奏报,往往夸大其词,借以掩饰其作战不力。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屡次奏称装备不足,请造抬枪应用。事实上,他出省作战时共带马步军3000人,携带快枪3000余枝,人手一枪尚有余。1894年10月,署理黑龙江将军增祺又拨给他各种进口枪枝6000枝。

到战争结束时,黑龙江共调拨前线各类火炮共172尊,各类枪枝10264枝匆。其中仅少数拨给了其他部队,部分武器也比较落后,但大部分是进口枪炮。依克唐阿所部后扩充至仅万余人,怎能说装备不足?

实际的情况是清军武备“足敷陆军之用”

1894年7月,编修曾广钧曾上一呈文,系统总结了战前清军制造、购买军火的情况,称:“中国后膛枪炮之多,甲乎天下。各局制造购买不可悉举。”

他把中国陆军使用的枪枝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有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快利、德国的毛瑟和马梯尼、单音哈乞开斯、黎意等五种,其中毛瑟和马梯尼“江南军装局存储极多,弹子亦复不少”。即使不计乙等和丙等枪,“中国甲枪已属不少,足敷陆军之用”,而且“已购之弹子尚属山积”。

从曾氏呈文看,即使不计甲午战争爆发后大量购买的武器,如能统筹使用,清军也应不虞武器匾乏。

“中国甲枪已属不少,足敷陆军之用”才是甲午战争中清军装备的真实景象。归咎于武器装备不行的将领，实际上是在为自身作战不力推卸责任。

清军装备强于对手日军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中的清军，尤其是远征朝鲜的部队，已经普遍装备了先进的后膛枪，其中大量装备先进的连发后膛枪（平壤之战清军溃逃时，日军缴获连发枪550挺，单发抢只有400挺，可见清军装备先进连发步枪的比例之高）。

作为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小口径步枪，清军也有少量装备。而在火炮方面，仅淮军全军装备的新式后膛钢炮就超过700门。

而日军方面,当时其陆军使用的主要是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日本军队中只有步兵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装备有村田式连发枪。但这两只部队均未出现在甲午战场上),性能上远不如中国进口的西方新式连发枪和后膛钢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 ,数量更比清军少得多。

当然,日军装备也有其长处,即型号统一,火炮轻捷,射速快。但就总体而言,李鸿章所谓日本“船械越出越精”,中国“相形见拙”的说法是不足信的。

相反，清军兵器的优势在战斗中却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平壤牡丹台之战，在日军全力进攻时，清军“突然以毛瑟十三连发步枪，从侧面向我军部队射击，其势猛烈，势不可挡。”

在平壤大同江之战中，日军也记载清军“频频发射之连发铳子弹掠过树枝头，恰如疾风扫落叶一般”。

可是，虽然有武器的优势，清朝陆军面对装备不如自己的日军时却一败再败。一败成欢，再败平壤，鸭绿江防线一触即垮，精心构筑的旅顺、威海要塞群也接连失陷。拥有先进武器的清军为何打不过日军？对此，我们下次重读甲午将进一步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