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军交换比在扩大

第一期《重读抗战》，我们就提出一定要澄清这样的一个概念：即日军究竟有多难打。在第一期中，我们引用上至元帅，下至士兵的回忆，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基本的日军战斗力很强大的映像，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用一些具体的数据，来看看对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日军到底有多难打。

也只有解答了这个问题后，我们才能知道虚报战绩的水份有多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淞沪会战，这是两军大规模会战的开始。参战的，也都是双方的精锐部队。日军当时尚未开始全面动员，出动的是其常备兵力，其战斗力自然和战争长期化以后大量动员后备兵力后的战力不可同日而语。

而参加淞沪会战的国民政府军队，更是汇集了军中精锐，国民政府全力打造的中央军4个德械师全部投入，大批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和包括地方实力派最精锐部队如桂系第七军在内的精华部队全都被送上淞沪战场。

那么这一战的交换比如何呢？

国民政府的损失基本上是公认的，参战的75万部队中，伤亡达到了25万人。而一直以来淞沪会战日军自称伤亡总数为40672人，阵亡9115人。但是，已经有学者指出，根据日军参战的第九师团档案《第九师作战经过之概要--上海附近之战斗与南京攻略》（昭和13年1月，第9师参谋部编制）这份原始报告中的记录，在11月上旬转入追击国民政府军前，该师团已阵亡官兵3833人，受伤8527人。第9师团是在淞沪会战开战一个多月后才参加作战的，也没有参加闸北、罗店、大场等地激烈的争夺战。日军参加此次会战的共有10个师团。一个第9师团的原始战报就显示其阵亡已高达3833人，占淞沪会战日军公布阵亡总数的42%，难道其他9个师团的平均阵亡数还不及公布数字的7%？这明显是少报了大部分。

有研究者根据收集到的参战日军各联队的作战史提供的原始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日军的伤亡总数当在10万人左右。与中国军队25万的伤亡比，双方交换比达到了2.5：1，日军战斗力的优势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政府军队精锐的快速损失，导致后继部队的战斗力下降速度很快，虽然日军也动员了后备兵力补充前线损失，但由于日军拥有近代工业化国家完整的预备役制度，使得日军后备兵员保证了相当的战斗力，双方的战斗力差距拉得更大。

如1939-40年冬季的桂南会战中，著名的昆仑关战役。交战双方是国民政府军当时最精锐的机械化第五军与日军同样号称一流精锐的“钢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战役的结果虽然是日军被击败。但是，为了此战的胜利，第五军伤亡16000余人，参与作战的99军、66军伤亡11000余人，总伤亡高达27000余人。而日军方面战后统计参战部队共伤亡1100余人，这明显也是被缩水过的数字，经过有关研究者研究，此战日军总伤亡当在约4000人左右，双方的战损比已经高达约6：1。

又如著名的松山战役，1944年5月，为了打通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日两军在滇西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这次胜利还有另一个非比寻常的意义，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这同样是由中国相对精锐的部队进行的作战，我们可以看到，交换比依旧是6：1左右。

如果考虑到抗战的前线还有大量非精锐部队，这些部队参与作战时，交换比将会比6：1更高出不少。

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国民政府的战报是如何虚报的。

台儿庄会战中的虚报

抗战中，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国民政府官方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缩水报道。久而久之，如此宣传的战绩就长久留在大众心目中，成为“铁案”。这种宣传在国民政府的抗战宣传上是数不胜数的事情。

比如，最明显的是台儿庄会战的战果。

台儿庄会战结束后，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记得这个数字是“此次战斗敌伤亡2万多人，掳获步枪1万多枝，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战车40辆，大炮50多门”，而当蒋介石向外宣布大捷时，数据成了：“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矶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而事实上呢？日军方面记载的参战部队伤亡总数为11984人，其中战死2369人，其余为战伤。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可信的。

日军记载的11984人的伤亡是参战的矶谷和板垣两个师团包括滕县之战、临沂之战和台儿庄之战在内总整个会战的损失。其中台儿庄之战的情况，我们在《重读抗战》第二十七期中有过明确的剖析。台儿庄会战中参战的日军并非矶谷与板垣两个师团全部，而是各由其中一部分组成的“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

在滕县、临沂两战之后，参与台儿庄之战的，只有矶谷师团兵力六个步兵大队、十三个炮兵中队和两个装甲中队，总兵力近万的“濑谷支队”和板垣师团兵力四个步兵大队、两个炮兵大队，近4000人的“坂本支队”。总兵力不过14000多人，扣除滕县和临沂两处的损失，台儿庄一战日军伤亡当在7、8000人，占其总兵力过半，确实是极大的损失。但按李宗仁充水后的数字，台儿庄之战参战的日军需要每人死一次半，如按蒋介石宣布的数字，日军得每人死两次方能满足。

而中国军队的损失，是5万余人。按照李宗仁的报告，与日军交换比约2.5：1，达到淞沪会战的水平，这对于以杂牌部队居多的五战区来说是不可能的。而按照蒋介石宣布的，则、达到1.7：1，这明显是更不可能的。台儿庄之战的交换比最终约5：1，比较符合当时双方的战力对比。

但夸大虚报的战果在宣传上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面对日军一败再败，此时在主战场上诞生了一传一次歼灭日军三万的“大捷”，对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一直就到战败泄气消息的国人来说，其激励意义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而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宣传的对象不止包括国内的民众，虚报战绩鼓吹“大胜”还有做给盟军看的因素。

鄂西会战中的虚报

典型的如1943年石牌保卫战。

国民政府宣布鄂西会战中日军调动武汉会战主力第十一军和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共十万人，海陆空立体进攻石牌。中国军队调十五万人海陆空迎战。石牌保卫战历时一月半。军部发言人称：鄂西五月四日至六月卅日战事激烈。日军死伤五万五千八百七十名，其中被俘者四十八名。战利品甚多，计获步枪六百四十枝、机关枪卅挺、迫击炮十尊、战马三百余匹。又击落敌机三架、击沉日军内河航船十艘。而中国军队仅伤亡一万余人。

也就是说石牌保卫战中双方的交换比达到了惊人的1：5.5，双方战力发生了根本逆转？

事实上，这根本是国民政府虚报的。

据石牌保卫战一线将领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

“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十八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老头子很高兴，指示要大加宣传，嘉奖有功将士，并开列报上有功将领姓名，包括参谋长在内。按一般程序上报战报来不及，你们速拟一简要战报用电话直接报到军令部。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第十一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统计自十八日至今，敌军伤亡人数至少三万人以上，并据目击者称，连日敌伤兵运至宜昌已达万余人。连日我英勇空军会同美国空军，同时以大队编队机群施展其崭新的阵容，协助追击，收效极大。’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就18军正面而言，日军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却夸大为两个师团，把敌人伤亡夸大为几万人，更不可能是事实。”

整个造假过程清楚明白。那蒋介石为什么要编造这个“大胜”呢？赵秀昆对此也做了解释：“我作为当时作战的当事人，认为（蒋这么做）是鼓舞军队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至于其它用意，当时也不理解。其后，在六月五日中央社发表的一段消息中，才知道蒋介石有意夸大战果还有乞求美援的作用。这条消息的原文是：‘（中央社华盛顿五日合众电）宋子文部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华军在宜昌附近击败日军之经过，并谓此次华军告捷时，系初次获得空军之掩护，足见有空军参战，实大不相同。’”可见，蒋介石虚构“大捷”，也有配合外交向盟军展示战力以求获得更多援助的目的。

但这招失败了。当时驻美游说的宋子文向蒋介石回报，美方根本不信“鄂西大捷”的数据，而且宋子文还认为，这么虚假的数据，有常识的人都不会信：

“文（宋子文）意：稍具常识之人，必觉我方如仅获如此少数战利品，敌人决无五万余人之死伤。以各国战事常例判断，敌方死伤不能超过五千人。无怪美军部及史梯威不信鄂西战事之激烈，更不信敌人此次有胁迫陪都之企图，而证明文以前向军部及各人所述鄂西战况，为不实不尽。窃查我方军事宣传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儿戏视之。且其报告损害政府之威信甚于敌人之宣传，其效用等于第五纵队参加工作。文代表钧座驻外三年之间，工作受其影响殊深。是以恳请钧座切实调整，以精干人员主持军事宣传。缺乏常识者，仅授以宣传大纲数条决不能纠正此种错误。务乞赐予特别注意为祷。”

蒋介石的这一招，这次踢上了铁板。

那么这次“大捷”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双方交换比又是多少呢？

1943年6月15日，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重庆拍发了一封密电：“……是役敌伤亡约3万，死尸累累可数，伤毙骡马3千余头……我伤亡自滨湖作战至鄂西会战约4万余人……”，敌伤亡3万是夸大，但陈诚的密电中透露了国民政府方面军队伤亡是4万余。而台湾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终承认是役日军“人马伤亡五千众”，则此战双方交换比为8：1，也符合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对比。

上将军官虚报战绩可以升官

前线作战的国军部队中，上至战区级别的将领，下至中下级军官，虚报战绩夸大战功的情况也相当的普遍。

比如1941年薛岳指挥的著名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据第九战区官方上报战果和对外宣传时说“歼敌4万余，死伤枕藉，并俘敌269名，获战利品甚多”。而其官方战报更是准确地报告中方伤亡17426人，日军伤亡48327人。

按照这个战报，双方交换比又反转为1：2.8，这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这当然是虚报的。

在这次会战结束后马上召开的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训话时说：“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重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连10个俘虏也没有，对比官方战果的269名俘虏，战果整整夸大了27倍多。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中终于老实说出了自己的损失，记载总共损失官兵6万9000多人，日军方面伤亡48000多人。

而日军方面记载的自身伤亡为战死1670人，负伤5184人，失踪14人，总计损失6868人。这个数字自然也是缩小了的，但综合考虑，日军伤亡也就在此数字2-3倍间，双方交换比也在3：1-6：1左右。

可见前线军官的虚报有多可怕。

又如1939年日军南支派遣军从广州大举进犯粤北，后因日军要把兵力转投桂南会战而逐步退回广州原阵地，国军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指挥部队趁势追击日军，取得了一些战果。余汉谋随后竟上报称毙日军一万多人，国民政府随即公布“粤北大捷”，称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

但日方资料则显示：“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当然，这个数字应该是缩水过的。对此，余汉谋的顶头上司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提供的数据恐怕更接近真相：“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张发奎指出所谓“粤北大捷”根本就是个败仗：“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但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我无法评论其它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知道，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所谓日军损失过万自然也就子虚乌有。

但余汉谋却通过这个吹水的战功得到了升迁。

虚报的不止有消灭敌人的数字，对于击毙日军高级军官，虚报也同样存在。不时出现已经被报告击毙的日军将领又在他处出现的情况。比如1944年，国民政府宣称“长衡会战”中击毙了日军大桥彦四郎少将。实际上，大桥彦四郎是第29师团第18联队的联队长，军衔为大佐；第29师团此时正在太平洋上激战，没有参加衡阳之战；大桥彦四郎本人也于1944年9月30日在太平洋的关岛阵亡，根本不是死在中国。这种级别的将领都能虚报击毙，情况可想而知。

上下的军官都在虚报，最高层也不例外。1946年，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出版抗战期间曾任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其中统计称：八年抗战，日本陆军伤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后勤部队伤亡340000人、空军伤亡4280人……按照徐焰将军的说法“（国民党）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