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2015.05.28 总第022期 作者:走刀口

这一期的《重读抗战》我们来聊一聊抗战中的大学生。在很多人映像中,提到抗战中的大学生,大家眼前会浮现出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投身抗战甚至大批参军报效祖国的画面。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仔细审视近代中国的大学生群体,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高大,作为一个群体,大学生个体间素质差异极大,有热衷政治,有立志学术,也有耽于玩乐混吃等死,大学生群体整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对日抗战上,大学生群体也呈现出独特特点。 [详细]

民国大学生大多与社会脱节致眼高手低花天酒地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

民国大学生一直是传说中的精英。

民国大学生吃喝嫖赌大有人在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体系源于西方,最初中国只有太学而无大学,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时,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京师大学堂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大学教育,此后大学生最为一种社会群体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活跃于民国时期,从五四运动开始,近代诸多社会运动都有大学生参与。

甫一登场,大学生便呈现出慷慨激昂的特点,晚清时的论者对他们寄予厚望,所谓“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论者将大学生群体视为中国重新振兴的希望,也因为如此,大学生在中国近代的政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但实际上,近代大学生群体本身并未摆脱士农工商的界定,在社会角色定位上,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处于“士类”,也由此导致不少大学生与社会脱节,缺少行动力。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这些爱逛窑子跳舞的大学生,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家庭,20.3%出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也抱有极大期望,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齿。

1937年8月5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期望有多高了。

在工资上的高期待外,民国大学生在择业上,也有独特的行业期待——当公务员。进入政府机构,是当时多数大学生的选择,“把做科员书记当着唯一的目标,绝好的出路。”除了想当公务员,这些大学生也不想去偏远农村。

然而如前文所述,不少民国大学生自身素质低下,大学四年混吃等死,没学到真本事,自然找工作困难,加之民国大学文理严重失衡,文科类大学生数量众多,而当时的中国有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这导致大量文、法、商科学生失业。

就算大学生顺利毕业谋得一份职业,其表现也令用人单位难以满意,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侈;不讲礼貌。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滥交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

学非所用,专业技能不突出,工作岗位少,加之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这种负面评价,自然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就失业。

抗战中多数大学生口号大于行动遭张学良痛骂

也有不少大学生投机其中,把参与政治运动当做一种玩乐,跟着喊喊口号,不去实际行动。

高喊口号的大学生事后往往拒绝参军去打仗。

张学良怒骂大学生:说大话使小钱

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局势整体较为混乱,学生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自然也免不了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尤其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压迫日益严重,学生群体开始投身各种罢课、示威运动,希望唤起政府和同胞起来抗日,不少大学生因此走上抗日道路,但在这些学生之外,也有不少大学生投机其中,把参与政治运动当做一种玩乐,跟着喊喊口号,不去实际行动。

以九一八初期的东北学生为例,很多学生除了罢课、示威、请愿外,并不愿意去参加走向前线,据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一书对50名东北流亡学生的调查,这50名学生中,在日伪政权任职的有13人,流亡到“国统区”后读书和工作的有42人,到达根据地的学生有26人(包含多次流动,数据有重叠),参军的极少。

“一•二八”事变后,南京五万群众欢送十九路军赴上海抗战,但当时仅有4名学生报名参军,数量极少。而那些喊口号要去东北抗日的学生们,却选择走路去东北,鲁迅先生不无讽刺的说:“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正如前文所述,就在“一•二八”事变后,上海还开展了“禁舞”运动,说明不少大学生们未被日本侵华所刺激,该跳舞的还在继续跳舞,东北的沦陷也未刺激到在舞场寻欢作乐的学生们。

不少大学生,对军事知之甚少,也不了解日军,九一八事变后除了高喊要政府对日抗战外,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即便有也没多少人愿意去。张学良晚年在回忆时说,张伯苓曾建议学生参军上前线,但学生们不答应,后来又提议学生们到后面挖战壕,但学生们还是拒绝,理由是“挺累的,我不去”。

这使得张学良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不免大骂学生:“说大话都会说,骂人都会骂,让你干,你也不干。那有个担子、挑子,你去拿去,那你怎么不拿?让你去拿,我也拿不动。哎呀!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这个经验太大了,我就说啊,说大话使小钱。”

抗战大学生很少参加军队 参加的也大多未赶上作战

由于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大学生都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加之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鼓励大学生参军,因此军队中有文化的大学生极少。

大学生参军在抗战结束时成为风尚。

大学生在抗战中参军的情况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掀起全民族抗战,华北沦陷区不少学生响应中共“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团去”、“到农村去”的号召,投身敌后抗战,南京大屠杀之后,长沙临时大学积极参军,最后仅剩下千余学生,这些大学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口号,但他们之外,还是有不少大学生选择“隔岸观火”。

由于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大学生都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加之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鼓励大学生参军,因此军队中有文化的大学生极少,1941年1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曾说:“于是全部知识分子皆免服兵役,而实际征服兵役者,几全为贫弱无知之民。在(民国)三十二年三台学生未发动从军以前,抗战的六年中,所征一千余万兵员中曾无一个中学生之参加。”张群此说虽不免夸张,但确实抗战初参军的大学生极少。

1943年10月,蒋介石下了一道紧急手令:为了早日组成青年远征军,立即在全国征集10万知识青年,分批空运印度,接受美军现代化的训练。蒋介石这道紧急手令,并没有得到大学生积极响应,报名的学生寥寥无几。当时国共正发生冲突,大学生普遍认为应该调动胡宗南军队增援前线,征集大学生参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不少学生表示:中央不调西北军队,我们就坚决不从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宣传力度,蒋介石也亲自出面鼓励青年学生参军,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媒体和政府进一步宣传知识青年从军的紧迫性,此后大学生才大量参军。

实际上,大学生即使参军也要接受相应的军事训练,但大学生掀起参军高潮是在抗战末期,很多参军大学生未能真正走上抗日前线。以交通大学为例,1943年,有74名大学生相应蒋介石号召参加海军,随后开始接受军事培训,时长为一个月,1943年5月,培训结束,这批大学生被分别派往英国和美国受训,到当年10月份,赴美受训的学生才正式进入美军海军军官学校。

豫湘桂战役后,知识分子掀起参军高潮,参加军队的大学生日渐增多,1945年,1000余名士兵赴美接舰,其中青年学生兵475名,交大学生占两成,这些学生1945年1月启程,5月进入美国海军学校受训,训练时长为一年,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便正式宣布投降,这离这批学生兵毕业还有大半年,他们都未能走上战场杀敌。

相比于身处后方的大学生,处在日占区的大学生则是另一番情景。一位上海大同大学的大学生1944年的日记记录了日占区的大学生活:有位严姓同学感慨,大学毕业要花千把块钱,要通宵跳舞,开party,还表示看不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女学生爱打扮,男学生抽香烟带帽子歪带,三言两语不和就要同人打架。完全没有因为家园沦陷而悲伤,更别提上前线抗日了。

由此观之,在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中,虽有不少大学生参军抗日,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学生参军的比例并不算高,真正走上抗日前线的大学生也不多,更有甚者,在沦陷区照样娱乐玩耍,并没有亡国之感,还有不少人甘愿做汉奸,为虎作伥。

整体而言,民国时期大学虽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因为当时的整体环境和学生背景原因,不少大学生没有真本事,在社会上缺少执行力,颇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觉。我们不能否认民国大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不能否认他们中不少人敢于牺牲的精神,但也不能忽视那些素质不高,缺少行动力的大学生。

 

往期重读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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