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南开创办人“葬在南开”的遗愿实现等了38年

石齐平:张伯苓是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创办人，要了解他当年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看看这两张照片。一张1927年，另一张是1947年，两张都是张伯苓从国外回来在天津火车站拍摄的，可以看出来，在这二十年里，张伯苓回国都是一件非常轰动的的事情，尤其是1947年的这次，天津市还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专门成立了一个筹委会，天津市长杜建时甚至还跑到天津北站，上火车，再陪同张伯苓一起坐在天津东站下车，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张伯苓回国前，曾经有人建议全市的教堂一起鸣钟来表示欢迎，张伯苓知道后连忙回信说，“惟因时局不清，教堂鸣钟事请勿举行”。时局不清也许不仅是一个托辞，当时国共战争，正在离天津几百公里外的东北打得如火如荼。

解说:1949年11月，大战前夕的重庆人心惶惶。中共在北京建国已经两个月，溃不成军的国民党退守西南，意图“反共复国”。然而重兵把手的乌江天险，11月上旬就已被解放军攻破，重庆门户大开，一种世界末日般的气氛在城中蔓延。

进入11月下旬，从南京撤退广州，又在一个月前迁来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准备再次向西退守。但是蒋介石显然已在做最坏的打算，11月27日晚，他来到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南开中学，这里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的住所。他的到来，让当时年仅11岁的张媛真忧心忡忡。

张媛真（张伯苓孙女）:他说给你预备两架飞机，你们走吧，让我祖父把我们这些人全都带到台湾去。那么我祖父就一句话不说，蒋介石坐在那，两个人就僵在那。我母亲还有我婶婶，就扒在两个房间的门那看，都很紧张，这时候我们才知道紧张。

解说:平津解放时，张伯苓的三个儿子都选择了留下，只有家中的老弱妇孺，被带往重庆与他相聚。当时，张伯苓的处境非常尴尬，对国民政府失望，又对共产党政权疑虑重重。尤其是在1948年5月，蒋介石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中胜出，邀请张伯苓入阁出任考试院院长。犹疑再三，张伯苓还是迈出了日后追悔莫及的一步。

张媛真: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清楚，天津市的市长杜建时就坐在我家的外面，我祖父坐里头。就等，看我祖父是不是同意，我祖父当时看不清楚，整个的社会会发展到什么样，他说我不蹚这个浑水，谁来蹚这个浑水，最后还是答应了。

解说:张伯苓被称作南开之父，他创建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话剧大师曹禺以及日后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和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生于光绪年间的张伯苓，看尽了大清末年强敌压境的屈辱和军阀混战下百姓的苦难生活，驱使他最终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的，正是要挽救民族于贫弱之中的忧国之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八年抗战的大幕。这八年，南开经历了从毁灭到重生，张伯苓也一步一步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站到了一起，并于1940年最终加入国民党。就在“七七事变”后25天，日军对天津发起全面进攻，并于7月30日炸毁南开大学，图书馆、教学楼，连带学生宿舍都荡然无存。当时人在南京的张伯苓，获知消息后悲痛万分。

梁吉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31号，蒋介石夫妇宴请张伯苓，对南开来说，对张伯苓和蒋介石的关系至关重要，蒋介石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非常地振奋。一个62岁的老人，向全国的校友发表谈话，敌人所毁者是南开的物质，而南开的精神将因此挫折愈益奋励。《中央日报》特别发表评论，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这就是南开精神，那么由此张伯苓对蒋介石越发感激。

解说:南开遭受轰炸后，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于1937年8月与国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并于第二年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其后的8年零11个月里，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国土沦丧、民族危难的年代，成为中国学人的心灵家园，并为后世传唱。

梁吉生:一个私立的南开的小学校，能够跻身于跟两所最著名的大学组成临时大学，这是一个机遇，历史的机遇，而这个机遇跟蒋介石是有关的。在这种国事、校事、家事的背景下，张伯苓对蒋介石的认识更进一步，他认为蒋介石是民族的伟人。在这样国难当头的危机下，只有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够有可能打败日本，建设中国。

解说:而张伯苓与共产党之间，在1938年之前，接触并不频密。对于当时力量还很弱小的共产党，也不太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