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四”后传统延续与反传统的较量

“五四”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像胡适这样思想新、伦理旧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尤其那个年代蒋介石国民党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除了早年通过“五四”接触了不少新思想以外，掌权后的蒋介石对“五四”向无好感。这种情况下，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按照“五四”当年的方向去改造中国社会。不仅如此，1934年蒋介石还以发动新生活运动为由，大力普及“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并再度通过提倡纪念孔子诞辰来号召社会尊孔。在其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对传统的留恋和推崇的情绪，可以说表现得更加清晰和明确。

同样，我们也一样可以从蒋介石一生的着装上，清楚地看出蒋对传统的执着。从蒋的大量历史照片可以看出，蒋一生主要着装为三种形式，即军装、中山装、长袍。过程是早年长袍，以后主要着军装，50岁以后多着中山装，重要场合通常着中式长袍马褂。蒋显然视长袍马褂为礼服，并习惯以长袍为日常生活的便装，其重视此一服装的民族传统形式和象征意义的倾向，可谓一望而知。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无法具体说明中国传统断裂的历史经过，但仍可以通过几张照片让大家了解新旧中国变化之大，由此也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1949年前尽管有过“五四”，中国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旧传统的延续之中，其受西方影响之变固有之，但演变之速度相当缓慢。它与1949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实难同日而语。

最后是我今天讲演的结论:第一，“五四”只是中国近代历史变动和转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其固有革命的或破坏的作用，但和其他历史节点相比，无论其口号激进与否，至少其作用及影响都极为有限。

第二，“五四”后至1949年，新文化运动中发生过的任何挑战与破坏，都未能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构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胁，更谈不上普遍的破坏和摧毁。中国社会自身的变革，依旧保持着渐进的步伐，并未因“五四”而中断或瞬间激进起来。

第三，1949年以后所发生的对旧文化、旧传统的彻底破坏，既是与其他种种外部因素的作用力密切相关的，也是新政权出于创立新社会的考量着力破坏旧的社会基础的一种结果。但这个新社会的理想与模型，却全然不是源自于“五四”。

当然，诚如前面说到过的，“五四”既然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必经的现象，从新旧文化冲突的角度，“五四”再有局限，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其一，它清楚地反映出受到西方“科学”、“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刺激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谋求思想解放的不顾一切的努力；其二，它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近两千年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一次难得的再现。

本文作者:杨奎松,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