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作为有效表现形式的文化载体及文化传统的匮乏，也有影响。比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绘画、雕塑、戏剧、诗歌、小说等普及大众的文化载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传播和宣传的作用。但“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载体形式极其单调，除尚难形成气候的新诗和小说外，其余实在乏善可陈。因而，其影响力不能不深受局限。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注意到国民性格的影响。比较日本、印度等国，中国国民的性格较为急功近利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当年刚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广州起义，流亡英国读了几部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就跑到位于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宣称中国虽然是一落后国家，但他所领导的革命一旦成功，将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在毛泽东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政治领袖如此，普通国人。

（或曰汉人）其实也不例外。举个最容易明白的例子。1980年代初，我住的地方有一个路口的一个拐角处相关部门铺了草坪，并用铁栏围起，在铁栏外沿马路用水泥砖铺了一条要拐些弯的人行道。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许多行人并不沿着人行道拐那个弯，而是生生迈过铁栏从草坪切一条直线踩过去，没多久就硬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踩出了一条寸草不生的黄泥路出来。本以为，这可能是一般民众的素质不高。不意，几年后，读葛剑雄的杂文，发现他在复旦大学里也有着同样的观察，学生们并不比普通市民的素质高到哪儿去。后来我到北大来工作，发现北大的情况也一样。二院门前偌大一片草坪，里面弯弯曲曲修了几条石子路，却还是有不少人一定要走捷径。因此生生从它的西北角到东北角，走出了一条光秃秃的土路来。其实，许多年来大家议论甚多的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像排队加塞儿、不等车上乘客下完便一拥而上先挤进去，过马路不等绿灯，包括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即办任何事都要走门路、找关系，等等，都是我们国民性格的一种反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从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到转而寻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法，并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响应，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由上可知，1915-1920年间，完全没有理性地讨论人权问题的客观条件，且人权问题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多数国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共同问题。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对人权问题的重要性也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实际上，究竟是人权重要还是国权重要，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也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不难了解，包括对所谓人权问题的理解，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的讨论，也多只会着眼于妇女问题、贞洁问题和传统伦理，如孝道对青年的不合理压迫等。对人权的基本问题，即人人得享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反抗压迫权等，却极少能够有深入具体的理论阐述和研究。

既然讨论人权问题的紧迫性不可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么，当国权问题迫在眉睫时，“外争国权”就自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及其政治的严重不满，也自然会引发人们对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权问题的讨论，很快转向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实属必然。

因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对人权理念的认同为前提的，故对人权问题的价值及其意义，包括对人权的基本权利问题形不成真正的共识，所谓民主（民治）之类的主张，在当时也只能流于空谈。而巴黎和会上英美政府的表现，也在相当程度上大大减弱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刺激他们努力另寻出路。

对民主政治的失望，显然便利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种种新思潮的泛滥与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国的改造只能从社会改造做起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回到“社会改造”的思路上去，几乎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俄国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别是它抗击列强压迫和干涉的惊人表现，自然会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走俄国人的路”，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正切合了众多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对“五四”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夭折实属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国内外事变频发，每每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尤其是1918年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激荡，大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之势，以国人性格，趋新逐浪，四面撒网，亦属必然。

第三，因为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仍在农村，而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新文化运动期间少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发生一些作用，对城市一般民众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怀疑，更不论其对农村的影响了。

第四，如果说“五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过什么重大之影响，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它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第一，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共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五四”。历史文献证明，当年除陈独秀等人，还有好几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打出过“共产党”的旗号，并与莫斯科发生过关系，故即使没有“五四”，没有陈独秀，俄国人也一定会像他们这时在朝鲜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去推动张独秀或李独秀创建出一个共产党出来。或者换言之，只要有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五四”与中共的产生，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政治及其中国社会，整体上也并没有激进化起来。换言之，“五四”与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所谓“激进主义”的流行，二者间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