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缘何转向？

有了这样一种判断，我们再来看“五四”为什么会中途转向，即何会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不难有新的发现了。

其实，“五四”发展轨迹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在启蒙与救亡两点上。如同我前面所言，“五四”的发动者原本就是从救国之一点出发的，至于先救人，还是先救国，这原本只是一个经验总结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并不妨碍其救国的初衷。因此，我们考察“五四”言论思想行动的变化轨迹，理当注意到它至少有两条大的变动线索:即从救人到救国和从人权到民主。

如果我们更具体地考察，就会发现，从救人到救国的这一政治诉求重点的转变，根本上其实还是从救国开始的。它的转变轨迹实际上可以列为:

救（大清）国———救种———救（中华民）国———救人———救国———救“省”

具体说来就是，从1840年以后，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救国的问题了。只是，当时人们更多地还是从维系清王朝和大清国的角度出发，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国问题。20世纪初开始，革命党日渐兴起，它们不再着眼于拯救大清国，反而是主张推翻大清国，另立汉人国家，因而提出所谓“救种”的问题，并为此而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但因袁世凯上台，违背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诉求，革命党人再度发动革命，力图挽救中华民国，因而再有救国之说。但革命党之新发动，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被地方军阀势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对立和军阀割据局面，这才有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弃救国而倡人权和科学的举动。其所图在通过根本变革旧政治、旧文化、旧道德等等，达到变革社会，进而根本解决救国问题之目的。但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救国问题再度成为燃眉之急，通过一点一滴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实现救人目标的做法，又被无形中搁置起来。不过，由于对以往种种失败的记忆和面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1919年之后不久，不少地方知识分子就已经转向救“省”去了。那意思是说，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谈何容易，不如先一个省一个省地自行改造起来。毛泽东等就首倡学瑞士的样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国”，主张以后再通过分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办法，建立中华联邦来解决大中国的问题。

除了政治诉求的重点转移以外，“五四”期间政治思想讨论的重点，即从人权到民主的转移，实际上也有着它的复杂变化轨迹，并非仅仅局限在“人权”或“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无论是人权，还是民主，在整个“五四”期间，即从1915-1920年间，也从未理论上得到过深入的辨析与讨论。如果我们比较同一时期各种相关的讨论，甚至会发觉，涉及到劳动问题、阶级问题，特别是1919年以后涉及到各种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可能还远比人权、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还要充分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涉及到“五四”发生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了。

首先是内外刺激。从内部看，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群情激愤；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嚣嚣；到1917年张勋复辟，千夫所指；再到1918年中日军事秘约事发，学生上街……国内舆论和民众没有一天安静过。从外部看，1917年两度俄国革命，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各国偏袒日本，损害中国权益，同样始终在激动和刺激着国人的神经。试想，在内外种种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接连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能够理性地研究什么文化问题，如何能够置国家民族的种种危机于不顾，专心谋求个性的什么解放？

其次是中国自身历史条件的局限。简略言之，当时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历史局限:

比如，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限制。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孪生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意、法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迅速开始在政治上崛起为前提的。而1915-1920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尚未形成，对国家政权还处在严重依赖的状态，也因而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与意识。

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多数是个性解放的主张者，但是，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在他们身上依旧印满了烙印。为救国而救人的变革初衷，其实也一样表现出家国一体，“转孝作忠”的传统思想的痕迹。

特别是留学生主导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运动发动者，即《新青年》杂志的编辑群体的学历，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中人除胡适一人是留美先学农后改哲学学成归国外，其余当时只有留日的经历，且多数从不涉足政治理论研究。他们不仅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训练，而且这个时候对欧美的了解也多只是来自于书本，对西方政治思想及其理论更只是一知半解。他们仅仅是因为有留学的经历，因而对新思想、新文化与新社会充满了热情与幻想。但他们多少有些盲目的除旧布新的努力，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存在着明显脱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