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旧文化、旧伦理的影响如影相随。

查吴虞日记，我们发现他从1915年开始就不断买婢蓄妾，还挑三拣四，又要看嘴唇厚不厚，又要查有没有狐臭，买到后还不许回家探亲。1931年60岁，1939年年近70岁，还先后纳过两妾，都不过十六七岁。其做北大教授时一边写信调查妻子在老家是否规矩，一边自己出入妓院，喝花酒，争名妓，甚至把给妓女写的诗印成传单供妓院散发，还投稿到报上去发表。而对自己的妻女妾婢，却极为专制。如此之反孔“英雄”，实为那个时代新旧思想矛盾冲突的产物，时代之未到启蒙阶段，显而易见。

因为新时代之未到，故仅靠人为破坏或创造，也大都经不住环境的作用和传统的作用，改了也会变回来。仅以胡适为例，我们只要注意到其“五四”前后书信中称谓、用语及格式的变化，就不难看出传统与环境的影响在胡适的身上有多么大。如1907年他给年龄接近、但两人系叔侄辈的“发小儿”胡近仁去信，称谓是“近仁老叔大人尊前”，又是“老叔”，又是“大人”，还要“尊前”，内文谈及胡近仁均称“吾叔”，胡的话或文，甚至还要用“辱示”或“垂示”，信末还要“道安”并“顿道”，真可谓礼数周到，恭敬备至，极合传统礼法。但1914年胡留美后，其称谓就有了变化了。“大人”、“尊前”之类的没有了，变成了“近仁老叔足下”，内文中也不再太过讲究礼数了，不过“首”依旧要“顿”，谦卑之词也还在用，如“乞寄示”、“乞见示”之类，还是文言文写法。而等到他开始发起文学革命，开始猛攻旧礼教、旧礼法时，其信称谓之类的变化就更明显了。如1918年给胡近仁信，辈分的称谓不见了，仅直呼“近仁”，并加一“老友”以示亲热。落款也只剩下一个“适”字，只留了一个“上”以示尊重。到1920年，胡适干脆完全用白话文写信了，“老友”和什么“上”之类的，都不用了，变成直呼“老近”了。

然而，等到“五四”运动过后，特别是胡适在国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交际越来越多之后，他逐渐又开始往回变了。如1928年以后再给胡近仁信时，我们就发现，他又重新开始注意两人之间的辈分了，又开始用“近仁老叔”的称谓，并重新在落款时写上一个“上”字，正文虽仍用白话，却不忘“赐”呀，“乞”呀的，分明是又很在乎礼数问题了。

事实上，“五四”后，为适应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胡适早已抛弃了“五四”期间曾经被他认为是最合理、最平等的种种西式的交际方法，又回归到传统的格式上来了。为了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其信函中各种敬语不厌其烦，凡提及对方时甚至还会按照旧礼法换行或空格，提及自己时则一律以小字，并使用谦词以示尊卑之别。

除了尊从传统礼法与人交际外，我们从胡适“五四”前后的衣着变化也不难注意到其骨子里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固。

从大量胡适生前的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出国留学前一直如当时国人一般，着长袍或长袍马褂。到美国后，胡适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但他1917年回北京大学任教后，我们就会注意到，留美回国，且主张再新派没有的他，却不像许多留欧美回来的教授，几乎从来不穿西装，而是始终身着长袍。只是当他1937年再度出国，和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后，我们才又看到在美国的他穿上西装了。而1946年他刚一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马上就又换上了象征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包括1948年在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集体合影时，几十位归国学子几乎一色的西装革履，他却依然是一袭长袍，坚持不穿西装。

综合胡适“五四”后生活和工作中处理新与旧及传统与现代关系时的种种做法，我们不难了解蒋介石何以对胡适颇多推崇了。蒋介石在1962年胡适去世时所送的挽联，可以说最准确不过地概括了胡适的这一特点。其联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