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所述的孙中山与苏俄“民族主义”对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孙中山对苏俄“帝国主义”理论的解读，还是苏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理解，都没有进入对方的语境。倘若以这些文本为依据，认定孙中山在思想上完成了民族主义转向、正式接受了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理论，这样的结论只能说是把简单的文本当作复杂的历史。

孙中山对苏俄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接受”，其实只是他与苏俄政治博弈的结果。思想层面的接纳还是拒斥，最终反映的是实际政治力量的互动与消长。

在孙中山抛离人世整整10年后，马林在与伊罗生的一次谈话中，对陈炯明事变之后的这段历史有过回顾。他说:“孙中山在1922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马林说:“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

从马林的措辞来看，所谓孙中山“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实际上不过是受现实情景“迫使”所致，是基于实力政治原则“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性行动。他是“接受”了，但并没有“完成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因为“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马林还说:“1923年时，他对发动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可见，孙中山的“更易于接受意见”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妥协。因为在现实政治角逐中，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失去了政治抗力。

据马林的观察，在苏俄提供的军事、财政援助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援助中，孙始终选择了前者而拒绝后者。如在《孙越宣言》签订之后，苏联“建议”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理论加以重新解释，改变三民主义方向，使其具有反帝的内容，并采用群众路线。但孙中山并没有认可。因为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苏俄得到了实质性的利益，所以暂时将孙中山是否接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悬案加以处理。然而，苏俄并没有放弃输入“民族主义”的要求。1923年5月1日，越飞致函孙中山，以苏俄政府的名义要求孙中山在接受“二百万金卢布”的同时，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5月12日，孙复电越飞，表示“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注:转引自李玉贞译:《新发现的孙中山与苏俄政府间的往来函电》，《近代史研究》1988年2期。）。

但孙中山未必真的“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就在8月的一次演讲中，他对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次评议会提出的“外抗强权、内倒军阀”表示异议，说“外交仍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竟值不成功问题”（注:《在全国学生评议会之演说》，《中央党务月刊》第7期。）。对苏俄所要孤立和声讨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并不准备发起“世界性的斗争”。

在要“民族主义”还是要“金卢布”的新一轮政治博弈中，孙中山的政治抗力要被慢慢磨削。1923年10月6日，“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之苏俄顾问鲍罗廷抵广州，开始对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进行“顾问”（注: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10页。）。鲍罗廷要孙中山加强政治工作:“你的目的是在打击外国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但对孙中山来说，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目标”，孙中山的目标是北京政府。10月8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出的是《讨伐曹锟令》，10月9日孙中山又发表致列强宣言，“希望”列强各国不要承认及赞助曹锟（注:《致列强宣言》（1923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4页。）。

由于孙中山没有接受苏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鲍罗廷就亲自出面进行意识形态的阐述。1923年10月25日，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会议上演讲列宁关于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斗争的理论，并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提醒“力量的联合成为生死存亡问题”（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12页。）。在此后的国民党改组过程中，鲍罗廷控制着全局，并将他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灌注到国民党改组全过程。

在鲍罗廷的操控下，国民党中央对外宣言的调子越来越高，孙中山却始终保持着务实的姿态。1924年1月6日，国民党发布建立世界弱小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宣言说:“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而在同一天，孙中山却在大本营以“和平”的态度会见美国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调整对粤关余问题的姿态，并邀请美国出面干预，以遣散各省之军队，使中国实现和平统一；请美国“提议在上海或其他中立地点，召集一华人为主而列强代表得参预之会议”；孙中山并向舒尔曼提出在外人的指导下建立国民军，由外人援助以改革中国财政，推进现代化建设等等事项（注:参见《与美使舒尔曼的谈话》（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5页。）。

直至同月13日，孙中山在广州高师做民族主义演讲时，阐述的还是他对18世纪以来西方民族主义的见解。孙提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中国讲民族主义就必须分别国家、民族二途。也就是说，在中国只能讲“国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5-16日。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97页。）。

孙中山所认同与宣扬的“民族主义”，遭到鲍罗廷的严厉指责。鲍批评孙中山及国民党以“极端含混不清的国家民族这样的提法来掩盖自己的想法”，要求孙采用“被压迫的和压迫的”这一概念框架，“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势力的统一战线”。孙中山对鲍罗廷的意识形态压力只能在策略上加以反驳，说:“既然尚未取得中国的全国统一，尚未聚集力量回击在华帝国主义者，就不能发表只指望得到英国工人运动或法国社会主义和激进分子的不可靠的支持的声明”，但出于实力政治的考虑，他仍然表示:“我完全赞同被压迫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统一战线，但我认为现在把这一声明列入国民党新的行动纲领是不合时宜的。”（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5-16日。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97页。）

受鲍罗廷控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采纳了苏俄式的民族主义内容，但孙中山拒绝承认。1月23日，他约见鲍罗廷，要求收回一大宣言草案，而代之以《建国大纲》（注:孙、鲍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见林家有:《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看鲍罗廷与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歧异与磨合》，《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307页。）。面对这一“紧急关头”，鲍罗廷坚持通过宣言。经过“长时间交谈”，孙中山最后又一次妥协了，在下午的会议上，“他本人第一个投票赞成”（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476页，第474页，第474-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