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6月5日，时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孙中山收到马逢伯一函，指责孙中山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保持沉默的姿态，指出:“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孙中山答曰:“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布可也”（注:《批马逢伯函》（1919年6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不问外事、闭门著书”的孙中山所著何书？究其行踪可知，自1919年3月7日起，孙中山开始在《民国日报》发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的部分章节，3月17日、3月20日、4月2日，孙中山分别向美国商务部总长、英国政府以及友人康德黎寄发实业计划。而南方大港的规划直至1920年3月才完成。在此期间，孙中山还完成了《孙文学说》。孙中山信中所说的即此所指。

《孙文学说》阐发的是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而《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关注的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主张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9页。）。《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实施中国物质建设的重要蓝图，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进行了规划，论及交通、商港、铁路、水利、农业、矿业、钢铁、边疆开发等十大项目。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激动人心、也最具前瞻性的现代化计划。然而，作为实际政治家，孙中山最清楚，要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首先必须完成国家统一，而要完成统一，就必须先铲除国内军阀。这是他在南北分裂之后苦苦思索的结论。

对于只有“革命精神”而无政治实力的孙中山来说，要完成铲除军阀、削平混乱以澄清内政、步入建设的任务，就必须具备政治、财政与军事实力，并获得国际、国内务政治势力的配合与支持。可以说，在1920年代的最后岁月里，孙中山的努力，便是一直穿梭于各在华国际势力中，游说于各军阀之间，以求实现其民族统一国家富强之梦想。

在1920年代初的中国，可供孙中山结盟的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南方当首推陈炯明，北方则有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直系干将吴佩孚。

我们不妨先看看孙吴关系。

1919年南北和会之后，吴佩孚的力量迅速崛起。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迅速奠定其主宰北方政局的地位。对孙中山来说，在谋求国家统一中，吴氏配合与否可谓关键。

在当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在打量着对方。1921年，吴佩孚在占领两湖之后，为全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曾经托人致意孙中山，希望合作。此后，吴曾邀请孙中山去北京商讨国家统一问题，并向孙中山提供过经济援助（注:参见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但孙中山以吴佩孚“事事骗人”、“说话毫无信义”为由，予以拒绝（注:《吴佩孚代表在粤之运动》，天津《大公报》，1921年12月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58分册、第515页。孙中山拒绝与吴佩孚联合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认为在直奉对抗中胜利者将是张作霖。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联共、国民革命》），第135页。）。

自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苏俄就一直期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手（注:苏俄的“亲吴”、及其在陈炯明事变后提出的孙吴联盟，自然有苏俄的国家利益在，其中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的争夺、抗衡张作霖等因素。参见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林家有:《共产国际与吴佩孚和孙中山》（《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82页）。有关共产国际与孙吴关系的研究，另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傅振刚、徐有礼:《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计划”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孙刚:《革命先行者的珍贵文献——读新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书信两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从1922年8月4日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苏俄曾提出孙、吴联合的问题（注:《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4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98页。有关共产国际孙吴联盟计划及其实施，同时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11月18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载《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35页、第155-156页、第203-205页。）。孙中山也曾多次派代表与吴佩孚联络。如1923年10月2日，孙中山派徐绍桢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希望建立孙、吴联盟，吴的态度却已完全改变。他对徐说，孙中山虽是一伟大人物，但他的知识与言论“祖述泰西”，其主张“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与于国利民福”，因而，吴佩孚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

先是孙中山对吴佩孚的诚信表示怀疑，继而是吴佩孚对孙中山“以政治为纯粹的技术”（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无法认同，尽管苏俄一再在促使双方合作，无奈两人彼此之于对方均无好感，合作即成泡影。

再看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关系。

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孙中山也一直在寻求与张的结盟，特别是在谋求联吴未果之后。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发出致张氏父子的联盟信。同年10月，孙派出汪精卫、伍朝枢赴东北与张氏谈判，广东方面也在大造孙、张联手的舆论，以壮声势。1923年初，孙中山公开发布谈话:“予与张、段之三角同盟，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尽管张作霖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声誉已是臭名昭著，但在孙中山的眼中，毕竟张的实力仍属举足轻重，实力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