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在孙中山的眼中，张作霖不过是听命于东京的胡匪头子（注:《复苏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2页。）。自孙、张结盟后，孙中山则在与苏俄对话的各种场合中为张辩护。他说，张作霖实际上是在想办法反对日本，他修铁路、建港口等，是准备用来对付日本人的（注:《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8月2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393页。）。对可能出现的苏俄干涉张作霖，孙中山也为其说项（注:参见:《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1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401页。《孙逸仙致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3-164页。）。

尽管国内各政治集团、国际观察家对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大加挞伐，并将孙中山认作与“旧军阀”并无二致的过时人物，但孙中山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与张作霖的联盟。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及孙、段、张三角同盟，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声誉颇受影响（注:孙中山的三角联盟，在国民党内部颇遭物议，参见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76页。有关孙中山三角联盟的全面研究，参见娄向哲:《孙中山与亲日派军阀关系之探讨》，习五一:《孙中山与奉系军阀》，两文载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

陈炯明的实力无疑是孙中山1920年回穗重建北伐基地的重要依靠。在南方政府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陈炯明是孙中山无法忽视的。然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不同政见，决定了这一联盟的暂时性（注:早在1922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孙与陈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陈“反对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因为他认为中国应实行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他要求联省自治，同情吴佩孚的政策”（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4页、第190页）；1940年代，李剑农也指出过，孙陈冲突的原因在陈炯明信奉的是联省自治，孙中山却要武力统一（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512页））。1921年，孙、陈之间曾因总统选举、北伐问题发生冲突，最后以孙中山的失败告终。

孙与陈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乃是主义的不同。按胡适的话说，是“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可以成立的。”（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但在孙中山眼中，陈炯明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陈必须忠于他个人，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为了惩罚陈炯明部的军事“叛乱”，孙中山还一度不顾广州市民的吁请，下令海军炮轰广州城，造成平民伤亡。广州市民各团体在事变后集会商议，通过“维持粤局”决议四项；“一、通电赞成统一；二、请陈（炯明）回省主持；三、严限各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四、组欢送孙大会。”（注:《国内专电（二）:香港电》，《申报》1922年6月21日。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181分册，第416页。）6月26日，广州各界代表赴永丰舰请求孙中山停止炮轰城区，被孙拒绝。孙中山说:“我今日实力虽不足，然终有吐气之日。若果陈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汝等即赞成之，则自负责任”（注:《再纪各界谒见孙叶两人之真相》，《华字日报》（香港）1922年6月30日。转引自沈晓敏:《广州民众与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0期，第25页。）。“如欲广州市区不发生战争，请你们不要欢迎陈炯明进省。否则，陈炯明进省之日，即为我开炮之时。”（注:《孙总统坚持讨逆沪讯》，《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7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40分册，第52页。）

尽管广东民众一再恳请孙中山以桑梓为念，多方调停，但他不为所动。他并非不知炮轰广州根本不能改变自己的军事处境，但为了“在赣诸军闻炮击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贼闻炮击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要挟广州市民不要欢迎陈炯明回省。为此，胡适批评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就孙、陈冲突，胡适的评论在一年之后有全面的修正，参见《努力》第75期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对此有颇详的分析。）

基于天怨人怒，加上孙中山所期待的北伐军又无法回师相救，孙氏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在国内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孙中山已失去最后的依靠。而在寻求外援的努力中，孙中山又连连遭到英、美、日等国家的冷遇与白眼，惟一主动对他表示友好的外在势力只有苏俄（注:20世纪20年代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欧美列强与日本在中国的力量处在一种胶着状态。革命之后的苏俄由于遭到西方势力的联合封锁，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出路。这一时期，就中国的外在势力而言，苏俄始终处于积极的进取状态，所以本文注重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而淡化他与其它列强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研究视角的限定。对孙中山此期与列强关系的全面研究，参见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六章，尤其是其结论部分；孙中山与美国之关系的研究，参见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外交（1917-1923）》（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13-248页）；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参见俞辛1:《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1:《躬耕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而在孙中山寻求苏俄的援助时，苏俄也正在寻求中国的外交认同，并且正遭到北京政府与实力派直系的抵制，渴望从僵局中解脱出来。孙中山与苏俄各自谋求与对方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就不言自明。

陈炯明事变之后第7天，孙中山即指示陈友仁与达林联系，并转告达林:“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注: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13页。）。孙中山还在给列宁的信中，提出派全权代表团赴苏俄“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注:《孙中山致列宁信》（1922年12月），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677页。）。8月底，孙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表达与苏俄建立联盟的渴望，并承诺予苏俄以参与中东铁路管理的权力（注:马林:《中俄在中东铁路的冲突》，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册，第1496页。）。在致越飞的信中，孙中山请求苏俄军事援助（注:《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6页。）。并进一步提出由苏俄装备孙的10万部队、从四川和甘肃进入蒙古，然后进攻北京的要求（注:《越飞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214页。）。

孙中山的示好，使处在与北京政府建交谈判僵局中的越飞喜出望外（注:苏俄全权代表越飞与1922年8月12日抵京，与顾维钧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以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双方一时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他立即抓住这一契机，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顾维钧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越飞）又说，他可以肯定，孙中山博士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更加赏识他从苏俄带来的友好建议。”（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1923年1月26日发布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苏俄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南方的孙中山手里轻易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