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的“苏俄转向”的解释，学界一直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对已经解密的档案的分析，认为这一转向乃是孙中山在寻求国家统一过程中，与国内各政治、军事的实力角逐的结果，也是选择在华国际的势力，尤其是在与苏俄的物质援助及意识形态输入之间博弈的结果，是孙中山对政治的纯技术化对待的产物。这一转向，预示着近代中国由传统的道德政治向现代的技术政治的转型，它将中国带入欧美霸权与苏俄霸权两极对抗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在为中国奠定统一基础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苏俄国际战略的牺牲品，民族主义与利害关系的亲缘由此得以充分体现，它所遗留的政治后果还有待进一步清理。

一、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史学界对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作了许多研究，出版了不少论文与专著，其中不乏比较严谨的史料清理与学理剖析。可以说，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学术积累层次。

然而，从研究方法而言，学界多注意文本的解读，而较少关注文本之外的政治运作；就研究所及的层面而论，学界多亲和思想史的面相，而相对忽略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似有淡化民族主义实践品性的倾向，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与客观地评价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播迁动荡，思想界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代际断裂的困境，不容易构成思想与学术的传承。自孙中山逝世不久，思想界与学术界提出的某些观察独到的命题，随着政治的连年颠踬与社会的急剧变迁，或被掩盖、或被遗忘，无法得到后世研究者的回应与深化，从而无法形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对话。这恐怕也是我国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民族主义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潮。1933年，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文，笔锋直逼后来被尊称“国父”的孙中山，严厉批评他的民族主义革命。蒋氏从引用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孙中山致日本大隈重信之函说起。孙函曾称:如果日本愿意资助孙中山，孙一旦掌握政权，“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注: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期，1933年12月10日，第3页。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87页。）蒋批评说，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反袁而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其出价甚至比袁世凯的还高。“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注: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期，1933年12月10日，第3页。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87页。）

蒋廷黻还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近百年世界的一种大潮流是民族主义。未统一的国家赖此主义得着统一了，如德意志、意大利。已统一而地方分权的国家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废藩，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的自然长进。在这种普及世界的大潮流之下，我们这个国家反从统一退到割据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注: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期，1933年12月31日。）

蒋廷黻提出的问题，在国际政治风云激荡、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1930年代，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注:蒋廷黻这一文章，引发了后来所说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但“民主与独裁”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它掩盖了这次大讨论的基本主题“建国问题”。正是蒋廷黻和胡适发起建国问题的讨论，引发了思想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并由此提出以国家建设、以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取代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思路。）。在一系列文章中，蒋廷黻对孙中山采用苏俄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批评，并揭露苏俄资助背后的战略阴谋。对孙中山只重“外交”而忽视内政、忽视国内建设对国家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加以指责。胡适则质疑国民革命以来的革命外交“只有敌国，没有与国”（注:分别参见蒋廷黻:《帝国主义与常识》，《独立评论》第71号；蒋廷黻:《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独立评论》第6号；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孙中山的个人性格也受到学界的抨击，如《国闻周报》以孙中山转向苏俄、接受共产主义为例，批评知识分子“善忘、善于投机、善于转向”，从而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造成国家的动荡与分裂（注:季廉:《中国的危机》，《国闻周报》第9卷第30期，1932年8月1日。）。这样的批评，随着抗日军兴与内战结束后共产党的胜出、亲苏政策“一边倒”的最后确立而渐渐被掩盖与遗忘。但当1990年代革命思维逐渐淡出，现代化思潮再现神州时，学界之于民族主义的反思，就以与1930年代同样的精神关怀而展开着。民族与民主、革命与理性、排外与建设等等政治的两难及其逻辑悖论被重新提出。20世纪最后十年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在引起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引发了思想界、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而深切的理性反省，对民族主义的反思，被纳入一个更为宏大的参考框架与理论视野之中（注:相关讨论文本参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凡引，只简注《知识分子》）；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全球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世纪末的这场民族主义大讨论中，姜义华先生的言说可以作为“民族主义”多重面相的代表性文本。面对部分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批评，姜先生义正词严地维护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正义性，高度赞扬孙中山提出的“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注:姜义华:《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知识分子立场》，第461页。）。而当其反省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关系时，却对民族主义“重于外而轻于内”提出批评:“民族主义不是将重心置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是将本民族尽早在近代基础上成长为近代民族放在中心地位，使民族主体精神发育不足，缺乏必要的自信、足够的勇气和充沛的力量去批判和摒弃民族机体内与现代不相适应的东西……于是，民族主义、民族化常常演化为排外主义、保守落后的同义语。”（注:姜义华:《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姜义华先生一再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理性缺位”的内在困境，它导致了“发展统一的民族经济，繁荣新型民族的文化、建立近代主权完整的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等问题，实际上仍未真正提上日程，至少长时间继续被置于从属地位。”（注:姜义华:《理性的错位与缺位——个案分析之一:孙中山与中国启蒙运动》，《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内在冲突、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等等，在在离不开他的敏锐视力（注:姜义华:《人权与国权的双重追求——析孙中山的自由观》，《理性缺位的启蒙》。第275-293页。）。

上述见解代表新一轮现代化视野之下的学术界反思历史的一个侧面。尚需进一步商讨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不同语境是什么？比如，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有过以本民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思路？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放弃的？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认同了苏俄的反帝战略而做出联俄的主动选择？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转向”？中国的现实政治是否为孙中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选择？如果是，孙中山为什么错过了这一机会？

二、“统一梦”之下的政治结盟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度公开宣告民族主义目标的完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及至五四时期，孙中山是否重拾民族主义的法宝，或在什么意义上重拾，目前史学界还是聚讼不已。思想史式的从文本到文本的进路无法解决问题，年谱学的进路也许可以提供一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