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宣言的基本内容包括四点，涉及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中东铁路问题、外蒙问题、中苏复交问题。从苏俄的国家利益看，这一宣言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之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其二，关于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允许苏俄有代价的让渡。而孙中山在这一宣言中得到的，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制度的承诺（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0页。）。而事实上，苏俄在当时根本无意亦无能赤化中国，孙中山在这里所争的，是旨在为自己洗刷“赤化”的罪名（注:见《字林西报》1922年9月30日孙中山的声明，针对陈炯明在香港报纸披露孙中山筹组中德俄联盟的秘密文件，指责他“赤化”，孙中山有辩驳。）但是，通过与苏俄的结盟，孙中山得到的还有纸面之下的东西。

1923年5月1日，即在该宣言正式发布之后3个月，马林接到苏俄政府转发致孙中山的电报。电报中涉及对孙中山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7-678页。有关孙中山西北作战区计划，参见杨奎松《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北京]《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孙文越飞宣言》对北京政府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在王正廷——加拉罕谈判回合中，苏俄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据顾维钧回忆，当时草签的《王正廷——加拉罕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为此，顾维钧及时中止了这一轮谈判。但这一协定以及《孙越宣言》所形成的概念性框架却成为苏俄在下一轮谈判中的预设标的。稍后的顾维钧—加拉罕谈判，不过是在这一框架之下的讨价还价。而整个谈判过程不仅受到了苏俄煽动起来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舆论压力，也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背后的活动。因此，顾维钧认为:“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顾维钧——加拉罕谈判，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及至20世纪60年代，顾维钧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在感叹:“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置北京政府于被动，正是孙中山倒向苏俄的直接目的。只有通过苏俄之手“将死”北京政府，孙中山才能在国内政治角逐中化被动为主动，救活因陈炯明之变所造成的僵局，并成功地从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主动。

1924年9月3日，卢永祥发动江浙战争；9月4日，张作霖通电响应；9月5日，孙中山发布北伐宣言；9月8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卢永祥；9月9日，蛰居天津的段祺瑞通电支持奉系；9月12日，吴佩孚由洛阳入京，主持战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1924年10月23日，受苏俄政府与孙中山的资助，直系内部冯玉祥阵前倒戈，吴佩孚全军崩溃，从而结束了吴氏在1920年代中国政治的主宰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中，孙中山胜出在望。

三、政治博弈与民族主义

政治实践是一种妥协。在国内政治结盟与国际政治合作中，孙中山的妥协为他的胜出创造了条件，但也得为之付出了代价:接受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革命这一意识形态。至于孙中山是否如某些思想史家所说，在思想上接受了苏俄以反帝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这是革命史学的主流观点，该观点可以在达林的回忆中找到一种经典版本。参见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26页。）还是将接受民族主义纯粹作为一种策略？（注:据马贵凡观察，台湾学者多持这种观点，参见马贵凡:《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海外学人郭恒钰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是一种平衡的战略阶段（参见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7-138页）。）孙中山在倾向苏俄过程中，是否就如某些史家所说的“善忘”，放弃自己摸索出来的现代化理路，而主动地进入苏俄反资本主义的世界战略之中？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样的困境阻止了孙中山对现代化理想的追寻？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们不妨回到历史的现场，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921年8月，齐切林致函孙中山，赋予孙中山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统治的斗争”的“光荣”称号，试图将孙中山纳入列宁的殖民地民族革命这一理论框架。而孙中山在复函中的回应却是:“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孙中山暗示他所谓的“列强”是指日本。显然，对苏俄以“帝国主义”理论加诸自己头上的民族主义形象，孙中山并不认可（注:《布尔什维克》（苏联）1950年第19期，译文转自《新华月报》总第60期。）

1921年12月23日，马林赴桂林访问孙中山（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作为共产国际“民主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向孙中山介绍列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是他此行的任务之一。这是孙中山与列宁民族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全面接触。尽管他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并不准备认同。十多年之后，马林在接受伊罗生的采访时回忆:“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

1922年1月10日，马林起草《中国的复兴与俄国关系》备忘录，希望在此基础上与孙中山达成协议。该备忘录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将中国纳入苏俄反对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之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就是实行“纯粹民族主义的宣传”。对苏俄“纯粹民族主义”的接纳，成为获取苏俄援助的交换条件。

苏俄这一次又将面临失望。1922年4月，达林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南下广州，希望与孙中山建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同盟，却遭孙中山拒绝。他对达林说:“请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注: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