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袁崇焕守蓟门时，《崇祯长编》记载上谕对他多加褒奖，从口吻表达上看，期待他立功的心情颇为殷切，即使当时有所疑惑，更重要的也是对他的倚重。如果他有一定的战绩，自然而然就能释疑。然而袁崇焕给崇祯和京城百姓带来的，却是他刚刚上奏“必不令越薊西一步”之后，便和后金前后脚来到北京城下，在这个时候，没点怨望之词是不可能的。有些指责确实过于严厉，但是袁崇焕一样有他应负的责任。

《崇祯长编》记载袁崇焕上奏蓟州布防的揭帖是十一月十五，“丙申……兵部疏言袁崇煥揭帖到，'臣於……初十日抵薊州，……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卷二十八）崇祯长编记载的时间是归档的时间，按明朝平日习惯是五天一归档，归档时间比实际批阅奏折要晚一到五天，战事期间事务烦乱，所以有些事情归档尤其晚。袁崇焕的揭帖什么时候到京难以考证，只知道是初十袁崇焕到达蓟州写这个揭帖之后。接下来十三日晚到十四日清晨，后金越过蓟州，十四日后金到三河，十五日到通州，分兵攻打驻扎在顺义的满桂、侯世禄军，十六日向京师侦探，十七日到京郊牧马场。十五日到通州之时，《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以駐通州十里之外，京師尚無偵探。”后金所过之处是何等模样，从钱谦益叙述孙承宗经历可以稍稍窥见：

“公（孙承宗）从二十七骑出东便门，故将从行者窃其三骑逃匿，诀别其子侄，望尘拜哭而去。独茅元仪誓死策马以从。行十里许，庐屋煨烬，尸骨撑距，鸣镝之声聒耳。数人持梃伏沟间，愕立曰：'公何以至此？虏昨已屠此矣。'问贼所在，曰：'去此才俄顷耳，当不出二三里。'”（《初学集》卷四十七）

可以说袁崇焕话犹在耳，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敌人越过他防区的速度，比战报慢不了多少，从此之后，战况急转直下，人们对袁崇焕的评价也是急转直下，参考对他的正常指责和恶意揣测，多半所述是蓟门潜越之后的事。

当时民间对袁崇焕的评价，按时序排列整理一下，说袁崇焕蓟门漏敌之后避战者有之，

“崇焕固自认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而值敌辄避去。”（《国榷》5505页）

说袁崇焕召敌者有之，

“丁酉……袁崇煥抵左安門。時戒嚴，報不即入，漏下始馳奏簿城下。都人競謂崇煥召，上心動。”（《崇祯实录》卷二）

在北京城下，说袁军射满桂者有之，

“桂前被流失。视之。皆袁军矢也。……或谓其贻粮芻食品。物论藉藉。”（《国榷》5505页）

责怪袁崇焕不敢和后金接战者有之，

“然崇焕虽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为虎骑蹂躏殆尽，皆比而揭其罪状入告。民谣云：'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烈皇小识》卷二）

“遥见袁兵亦溷清兵中劫掠，城内运饷袁营，反遗清寨。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众甚疑之。”（《明季北略》118页）

“崇煥按兵不動，物論藉藉。是日清兵移營而南”（《崇祯实录》卷二）

说袁崇焕“挟奴讲款”者有之，

“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孙承宗）一人。有私于公者曰：'以靖国也，虽城下之盟何害？'”（钱谦益《初学集》卷四十七）

“……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入犯，上益切齿，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幸存录》卷下东夷大略）

程本直《矶声纪》对此做过一个总结：

“皇上一旦执崇焕而付之理，将将之微权，顾有神武不测；而讹言流布，种种猜疑，其巷议街谈，不堪入耳者，臣不必为崇焕辩。惟是，有谓其坐守辽乐，任敌越蓟者；有谓其往札蓟州，纵敌入京者；有谓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谓其逗留城下，不肯尽力者。此皆未以崇焕之入卫，与诸将之血战一详，而按之耳。”

诚如《三朝野纪》所言，“初袁自关门入援，中外注望捷音。迨驻兵郊外，讹言繁兴。”（卷四）《剖肝录》也描述了流言的猛烈，但没有说清流言是从何而来。而事实上，这么严重的流言一定有它的来源，而且不可能来自少数的几个人。仔细观察，这些评论和流言又有一个特点，就是每种都有一定的事实为源头，虽有一些夸张和恶意揣测的成分，但并非胡乱指责。比如《明季北略》中“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后金与关宁军对峙的情景，当时确实是相距不远，没有开战。

“二十五、二十六日，奴陈兵于前战处，似进不进，盖欲疲我也。”（《辽师入卫纪事》）

“二十六日，进兵，距城关南二里外驻营。……二十七日，闻我军击败后所余之袁都堂军，即于城东南隅，安营扎寨。遂令我军往攻。命兵列阵，逼近而营。汗率诸贝勒及少数随从往视进攻之处，云，入处坚险。若我军士被伤虽然胜何益？总之，此乃溃散之兵，对于我等又何足为患？遂引军还。”（《满文老档》）

看起来，当时京师内外的百姓对袁崇焕的所知并不算模糊，他们得知相关消息的渠道，定然不仅仅是口口相传的流言，而应该有相对稳定、确切的消息来源。当时面向大众直接而又准确的消息传播渠道，最主要的是官方的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