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变，后金绕道攻入关内。袁崇焕本来早在九月报过警，并派兵援蓟，但被退回，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再不见有警报记录，而针对后金可能的入寇，袁崇焕和兵部尚书王洽商量并确定了一些简单的应对方案以防范突发状况。而后金破口后，调赵率教援遵化，应为王洽和袁崇焕共同决定，并由袁崇焕直接执行。然而，十一月初一，赵率教等率兵四千援遵化，遇伏全军覆没。

毫无疑问，这次破口战役，袁崇焕在战前明显缺乏警报，临时应对措施也是一无成效，除了派出赵率教弱旅白白牺牲之外，几乎没有正经的动作。令人齿冷的是，在赵率教战死之后没几天，尸骨未寒之际，袁崇焕即推倒从前的预案不认，将调赵率教援遵化致令全军覆没的责任全盘推给兵部和赵率教。 【查看详情】

当袁崇焕的“关宁铁骑”赶到蓟州时，恰好挡在了后金军的前面占据了蓟门天险，而他也向朝廷信誓旦旦地保证：“必不令越薊西一步”。 那么，事件是怎样发展呢？

事实是，一天之内，后金军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袁崇焕的防线。敌军越蓟而西甚至没有多用一天的时间，袁崇焕的揭帖到京师的时候，敌军已经出现在通州。变化之迅速，以至于兵部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对于后金的行程也是“止聞在薊，不聞在通”。

而袁崇焕编练的“天下强兵”——关宁军给后金造就的环境也可用六个字来形容：“如入无人之境”。更不要说靠他们完成入援的任何目的：制止敌人抢劫、消耗敌人兵力、保障京师安全。 【查看详情】

宣大军在城北，关宁军在城南，皇太极在德胜门附近对阵宣大军，命右翼分别从西面和北面攻击，把他们逼到狭隘处歼灭。明朝的记载大体一致地认为满桂并没有打胜，或损失惨重。同时明朝的记载也认为满桂浴血奋战，英勇杀敌。

而同时与莽古尔泰两千兵马对阵的关宁军究竟是胜了还是败了，就没有这么清楚了。当然，稍稍有点军事常识的，都不会相信九千关宁军对阵数万后金军，袁崇焕亲身上阵之类的梦呓，试想若是关宁军在北京城下能以一当十的野战获胜，在辽西怎么就只能龟缩在城里？这种话，注定只能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可以说，长期以来，这场战斗的胜负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莫衷一是，然而其中仍有被忽略的细节。袁崇焕在随后的召对中表现古怪，张扬敌人势大，甚至说“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烈皇小识》卷二）。袁崇焕统领“强大”的关宁军，又刚获“大捷”，应该是振奋人心、意气风发的时候，又怎么会说这样耸人听闻、自坠威风的话？ 【查看详情】

城外大战之后的几天，战事并不复杂，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但在清朝的史书上，这期间却记载着“反间计”的首次登场。

“二十七日，闻我军击败后所余之袁都堂军，即于城东南隅，安营扎寨。遂令我军往攻。命兵列阵，逼近而营。汗率诸贝勒及少数随从往视进攻之处，云，入处坚险。若我军士被伤虽然胜何益？总之，此乃溃散之兵，对于我等又何足为患？遂引军还。”（《满文老档》）

请看上面这段引文，其出处正是记载了“反间计”的《满文老档》，其措辞说得很清楚，袁崇焕“强大”的关宁军只是“溃散之兵”，在皇太极的眼里，即使打胜了也没什么益处，放在那里也没什么可怕。试问，这个时候，他还出“反间计”的奇招干什么呢？就为了除去一个屡战屡败的对手吗？ 【查看详情】

在北京之战中，袁崇焕几乎没有可称为坚决抵抗的行为，反而有种种主战派不可能有的反常行为，比如在面对皇帝的召对中“以危言耸侍臣”，可知他一如既往，仍然是主张、以及私下推动议和。在后金兵临城下、四处淫掠的时候，袁崇焕作为第一指挥官，竟然打着妥协求和、苟且偷安的小算盘。居民的生命财产、国家赋税民脂民膏，在他眼中毫无差别是一文不值，都可以盘算用来收买敌人乞求退兵。

袁崇焕把和议推进到什么程度，据现存的资料难以估计，后金没有袁崇焕通书的记载亦不代表没有通书，尤其是在乾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之下。不论如何，事情在十二月一日出现转折，袁崇焕被逮，消失了任何议和的可能性。同日后金进军良乡，不再屯兵北京城下。【查看详情】

官方公布逮袁崇焕的原因，“坐视淫掠”致使“百姓残伤”，和事实上的破口之前无预警，预案无效失遵化，一日纵敌过蓟关，北京城下无战果，畏缩自保求入城，毫无疑问地完全吻合。袁崇焕自己确确实实的行为，他的无所作为，清晰无比地摆在台面上，是铁一般的事实，从而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付出代价，也是无从抵赖的咎由自取。至此，之前有人说过什么，或者有很多人说过什么，并不重要。

而对于这些罪名，袁崇焕本人同样无可辩驳：“上问以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并不能对。命下锦衣狱。”（《国榷》5505页）毫无疑问，崇祯的问题戳在了袁崇焕的软肋上，为“五年平辽”朝廷没有追究擅杀毛文龙之罪，而今辽事未平，胡骑已抵北京城门，应该如何解释？ 【查看详情】

根据史料所说，杀袁崇焕的主要罪名是“市米資盜”，即卖粮给已经投靠后金的束不的部落，事情发生在崇祯二年三月；“谋款”即议和；“以謀欵則斬帅”，即为议和而杀毛文龙；纵敌（蓟门潜越）；不战；遣散援兵；暗中携带喇嘛在军中（喇嘛是当时与后金交流用的翻译人员）；堅請入城；等等。

其中除了潜携喇嘛、坚请入城两项之外，其他都在后金的反间计可接触的范围之外。而“潜携喇嘛”，即使是指与后金通信，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密谋，一种是议和；“坚请入城”，同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图谋不轨，一种是自保。反间计成立的效果是这两个罪状都取前一种解释，但是有这两个罪状在，并不能证明反间计存在，因为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查看详情】

我们知道，任何犯罪行为都有个动机，那么，皇太极谋害一位积极与自己议和的人物有什么好处呢？

为补充这个动机，《清太宗实录》里提到因为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攻宁远不下而使后金始终忌惮袁崇焕，似乎也算言之成理。不过，这场“威力巨大”宁远战役已过去了四年，而自天启七年起，袁崇焕就在皇太极的谋算和攻势下吃尽苦头。宁锦之战期间，袁崇焕给熹宗的上疏就说道，他联蒙古，后金就打蒙古；他联朝鲜，后金就打朝鲜；他想借议和拖延时间修筑凌锦等城堡，后金就分兵拆毁工事；整个过程中袁崇焕什么也没有得到，还失去了蒙古和朝鲜的臂助，皇太极仍领兵来犯宁锦。显而易见，袁崇焕并非皇太极的对手。

而且，袁崇焕在己巳之变中表现平平，以总指挥的身份调拨全部援军，使后金如入无人之境，直抵北京城下。嗣后只有一战，互有杀伤，不算严重威胁。祖大寿东溃不论对明朝朝廷还是对后金都是意料之外，并不能算作后金谋害袁崇焕的动力。相反袁崇焕是主和派，一旦议和，后金所得将会比抢掠的多得多，等于白白骗得明朝一笔财富。试问，“反间计”的动机在哪里呢？ 【查看详情】

后金对袁崇焕的反间计记载的原始资料出自阎崇年会长经常引用的“权威”史料《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但这两份资料各自记叙的都不是全部，需要合在一起看才算相对完整。尤其是《满文老档》，如果没有《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简称《清太宗实录》）作为注释，根本就看不出说的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它又是清方正史关于反间计最早最原始的记载。而《清太宗实录》成书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之前曾经过顺治六年、顺治九年、康熙十二年三次修纂，之后又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校订和删改，于乾隆四年十二月最终写定，与满清官修《明史》刊行的时间相距无几。

后来记载“反间计”的书传就很多了，不过奇怪的是，成书越早越是简略，而《清太宗实录》、《明史稿》、《明史》这些完成于康熙年间增删于乾隆年间的史书却叙述详细而完整，试问，明朝官方史料里没有的“反间计”，清朝早期档案里不清不楚的“反间计”，乾隆时的史书是靠什么补全的呢？ 【查看详情】

总的来说，范文程有没有献反间计，与反间计存不存在不相关。之所以提到这一问题，主要是为了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史料进行辨析。

范文程献反间计的说法，在黄宗羲先生为明朝大学士钱龙锡所作的墓志铭里有所涉及，并被很多论者引用，认为其人是明朝遗民，不会偏袒、采信满清之说。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真相是，黄宗羲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他和阉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其父是死于阉党之手。阉党倒台后，黄宗羲入京讼冤，对参与谋害他父亲的人不论主犯从犯、被逼自愿，一律在公堂上出铁锥锥之，仇深刻骨（《黄梨洲先生年谱》）。这导致他在有关门户的事情上完全以东林党为中心，而不论是非，即使夏允彝殉国之后所留下的遗文《幸存录》，由于对党争持持平之见，对东林有所冒犯，黄宗羲仍然对之大加攻讦，专门写作《汰存录纪辩》，逐条反驳，希望夏允彝的遗文不存。黄宗羲严重的党见，使他在有关党争的问题上很难持论公允，而袁崇焕案，由于牵涉到东林党成员，而被东林将整个案子归为党争，推卸责任。

由此可知，有些东林遗留的文件，由于党争利益而对事实多有虚饰掩盖，亦不可全信，有必要在使用之前仔细调查其真确性，以免陷入一面之词，而看不到虚词之后的事实真相。 【查看详情】

《清太宗实录》由反间计写到袁崇焕被处死总共只有三百余字。这段文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时序反复跳跃，忽前忽后，可以说是前后颠倒，混乱不堪。

该段文字认为，太监被放归的第二天皇帝即捉拿袁崇焕并凌迟之，此举导致祖大寿逃奔锦州。实际袁崇焕定罪是在次年八月，中间经过了八个月的审判，而祖大寿率辽兵东溃是十二月初四，远远早于袁崇焕之死。紧接着祖大寿溃逃，又写当时后金围困北京城，因不欲折损良将而未攻城。观看那段请求攻城的文字，没有丝毫提到明朝城外的援军，显然默认是援军已溃散不在城外，即祖大寿溃逃之后，也就是说，这段文字意指祖大寿溃逃一度导致后金兵将意图攻城，由于皇太极的仁慈才没有进攻。但事实是后金已于十二月初一转奔良乡劫掠，十二月初四在良乡，比祖大寿离开京师还要早，并无当时围困北京之事，更不可能“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查看详情】

明时太监状告袁崇焕的记载寥寥可数，与此相反，入清之后大量的太监中反间计致使袁崇焕入狱的说法涌现，屈指可数的重要史籍个个都是沿袭《清太宗实录》的观点，只要是详述设间过程的，其来源都是《清太宗实录》，仅有一些字句上的不同。其源流首推《明史·袁崇焕传》。

由牵强附会出反间计开始，推而衍之，对袁崇焕及其周边的问题衍生出多种错误的解读。与之紧邻的，己巳之变中关于袁崇焕的舆论，全都被认为是反间计；北京城内关于袁崇焕的流言，来自民间，也被认为是反间计；袁崇焕被逮之后有人宣布俘获奸细，锦衣卫审问之后私自放走，又被认为是反间计；后金士兵张扬袁崇焕招他们来，本来是宣扬自己的威风，仍然被认为是反间计。

与之相关的，袁崇焕的个人评价，由于有了反间计的映衬而必须认为他冤枉，他有能力，他忠于明朝，他是长城。诸多史料记载与之有抵触，亦不得不回避让路，处在尘封的往昔之中。可见这一段记载的错误，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数倍、乃至几十倍错误的历史评价，数百年间，贻害不浅。

由此带来一系列后果，比如将《清太宗实录》、《明史》的可信性认定得比实际高，但却将史学分析引向歧路；将袁崇焕向后金妥协求和认定为必胜策略，坚决抗敌反而被视为不自量力；将满清为袁崇焕“平反”视为恩典，而痛恨袁崇焕的明末民众被认定为愚蠢暴民。种种歪曲，颠倒黑白，使得正义与邪恶完全错位，不折不扣是一种罪行。 【查看详情】

《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一致地提到了十七日牧马场捉到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清太宗实录》编造的“反间计”中，他们俩是“蒋干”的角色。

“反间计”故事想来不需要笔者再复述一遍了，它的曲折离奇，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很不幸，什么皇太极“单骑向敌”、什么“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等等故事根本就经不起推敲。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就是，在太监的关押地对面的明军根本不是袁崇焕的关宁军，而是满桂的宣大军。

面对满桂的宣大军，皇太极“单骑向敌”莫非是怕没人把他当成疯癫？是想诬陷袁崇焕还是满桂？更重要的是，在众所周知的敌营是满桂军营的情况下，这种谎言根本不可能编造出来——这是这段叙述最大的硬伤，按它所指，“反间计”陷害的应该是满桂。

因此，《清太宗实录》所载反间计的内容定然是后来编造的，不仅二十九日没有太监可供反间计，二十二日也没有发生反间之事。由于强行将时间指向二十九日，忽略了王太监在场是二十二日之前，两军列营与后来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有所不同，因此产生了一个不可解释的漏洞。这正是所有文学作品都难以避免的特点：由于虚构而出现不可能自然发生的事情。 【查看详情】

事实中的“杨太监”是否相信反间计内容，又是否奏告呢？当查证杨太监告状的传闻，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使明朝的史料，也很少提及这次太监向皇帝报告，更根本就没有提到所谓的“杨太监”。那么后金是从哪里听说特定的“杨太监”将事情“详奏明主”呢？又怎么知道奏事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同时被捕的王成德？明朝若中计，而他们自己又不知道，正常的表现是会有些笔记野史如实地记录下太监告状的内容，而提不到后金故意如何如何。

换句话说，有标着杨太监名字的传闻流传到后金，后金才会知道“杨太监”中了自己的反间计。明朝既然缺乏这样的记录，后金单方面宣扬“杨太监”就显得非常古怪。须知这样的传闻，唯一的源头是明朝宫廷或朝廷，不可能明朝诸多接近宫廷和皇帝的大臣不知道，后金却远隔千山万水地知道“杨太监”的一言一行。

对照明朝的记载，《崇祯长编》中对等的条目全无痕迹，只记载后金贻书议和。《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则只是说有两个太监告状，和明朝所有的资料一样，没有记载太监的名姓，更没有特指“杨太监”。

可以说反间计中的两个太监在崇祯年间一直默默无闻，后金特指“杨太监”中计，非常可疑，为什么告状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王成德？说起来，这事儿是不是更有小说色彩了？ 【查看详情】

反间计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后金给杨太监灌输错误信息的记录，其二是明朝，杨太监把和后金同样内容的错误信息向上传递的记录。明朝的记载十分稀少，见于史料记载的只有《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这个记载中的传闻或者它的源头可能传到过后金，即使没有，后金也完全有可能仅凭袁崇焕被逮便张扬自己的“反间计”生效。

《石匮书后集》修纂的时候，后金惊人的反间计之说已经曝光，而《石匮书后集》所载太监所见，是平平凡凡的议和行为，内容上仍有偏差。如果决定袁崇焕被逮捕的是《清太宗实录》所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谋逆，那么《石匮书后集》所记载其他两种讯息是完全不必要，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如此看来，简单地把《石匮书后集》作为《清太宗实录》的补充实属反间计之说先入为主使然，事实未必如此，反而可能太监看到的是真实情况，袁崇焕向后金派使者议和。从袁崇焕积极议和来看，这种可能性还很高。 【查看详情】

后金得知太监告袁崇焕具体内容只能来自明朝，明朝的笔记野史或者它们所记载的传闻源头一样是流向后金的传闻源头，这么说来，后金的史料记载是应该受到明朝传闻影响的，明朝笔记中太监告状的内容用来佐证后金的反间计非常正常。然而，无独有偶，明朝的一些笔记一样反应它们所载传闻是由后金流入的。

周延儒死于崇祯末年，陈子龙（字卧子）死于顺治四年，《明季北略》中所记载的事情自然发生在他们在生的时候，可知崇祯年间后金就已经在宣扬反间计，比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成文要早得多，黄宗羲文得自后金宣扬的传闻一点也不出奇。

而明人对反间计的传闻是嗤之以鼻的，文中所载“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卧子所奋臂而殴其绅者，即此时之事也。”非常清楚地说明，当建州归来的人说起反间计的时候，陈子龙把他打了。陈子龙是明朝官员，他所知道的是经过正式审判、证据提堂之后公开判决的结果，而与反间计之说激烈冲突。说明后金宣扬的反间计，并不符合明朝光明正大的审判之后，大众所认可的事实。 【查看详情】

在逮袁崇焕之前，民间已经是种种传闻，《矶声纪》形容之为“不堪入耳”，又有各种中贵告状的记载，存在于多种笔记中，不仅如此，明朝官员对袁崇焕的微词也不仅仅见于逮袁崇焕之后，而是在逮袁崇焕之前就有人参奏袁崇焕罪状。目前知道的，其中之一是温体仁。

明朝言官制度健全，在发生了蓟门漏敌这么大的事故之后，有人参奏是正常现象，这样才能保证官员不浑水摸鱼，进而保证政府正常运作。温体仁的奏疏虽然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但对事件本身来说则未必公允。尤其温体仁对袁崇焕的评价，“引之（后金）长驱，以胁城下之盟”，显然过于诛心，近乎污蔑。然而这个参奏最直接的原因乃是“敌偪潞河”，如果袁崇焕能挡住敌人哪怕只是几天，这封密疏就不存在可以出现的环境，直接的说，还是袁崇焕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结果。

而第一封密疏的结果，从温体仁自信的叙述来看，应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己巳之变朝野之中对袁崇焕攻击的最早记录。在此前后没有其他文官攻击袁崇焕的记载，也有可能和温体仁一样，奏折留中不抄传而不见于史料。而这种“留中”处理，无疑可见崇祯皇帝此时对袁崇焕仍不无回护。 【查看详情】

就现存史料分析，关于满桂奏告袁崇焕的事情不知是否出自传言附会，而太监、勋戚奏告袁崇焕则应是实有其事，但不知对袁崇焕被逮有多少影响，和温体仁的密奏一样，这三种原因不知道哪种最有力、直接导致袁崇焕下狱，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没记载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影响。从太监、勋戚奏告的记载来看，当时对袁崇焕的攻击是很多人直接参与，不是直接将这些人定义为奸党、小人、目光短浅、与袁有嫌隙就可以解释。

另一方面，对袁崇焕的参奏的具体内容，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很难确知，温体仁疏、太监勋戚的奏告都是如此。对此只能由袁崇焕被逮的情景和稍后皇帝对他的评价稍稍推测，也可以借此推测其他的原因。不过，通过否定这些人的攻击动机是否就能为袁崇焕的脱罪呢？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审判都是讲事实、要证据的，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但晚明确实不同于满清。 【查看详情】

《烈皇小识》中记载了一句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说明在袁崇焕被逮前后京师的舆论已经对他充满了敌意。这种敌意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超乎寻常，并且在整个京师仅有唯一的目标——袁崇焕。在他之前，兵败如山倒葬送十余万广宁军的王化贞、与他一样传首九边的熊廷弼都没有遭到过类似哪怕是轻微得多的责难。

旧有的看法是阉党余孽、毛文龙余党或是利益受损的勋贵、太监疯狂地攻击袁崇焕，造成了民众对袁的不满，但只要我们不拿现在的宣传水平去看待当时的舆论控制，就很容易发现，这些解释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温体仁、满桂、中官都是向上参奏袁崇焕，奏折不是留中不抄传，就是秘密奏闻，缺乏向普通民众传播流言的契机。京师几十万人口，更断断不是几个人传播流言可以影响。简而言之，没有震撼性的手段，又没有电视、广播，你凭什么撼动数十万人的看法？

至于流言究竟是怎么来的，不妨仔细推究关于流言传播的过程。按时间排列，最早可以推到袁崇焕守蓟门。然后呢？袁崇焕一路尾随后金军入寇，速度比奏疏慢不了多少，窜到了北京城下，而这时，人们才刚刚看到袁崇焕信誓旦旦的保证：“必不令越蓟西一步”。【查看详情】

看到上面的舆论汹汹，很多人自然又要把“反间计”搬出来，作为效果聊以自慰，然而事实上，这招文学虚构在流言初起的时段即使在清朝史料上也没出现过，更不要说发挥作用了。

借着这个逻辑下去，袁崇焕“苦战”北京城下，坚持要入城，也被说成是朝廷上下猜忌的表现，这个说法也很不靠谱，结合满桂宣大军入城的情况来看，也是入德胜门瓮城修整，想来关宁军如果进城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援兵入城平心而论不会带来的严重的损失，仅限于进城的援兵不可能和城外的敌军交战，至于夺城之类，请看旁边的瓮城图，您自然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发梦。只不过援兵不能交战，这也是严重的问题，既然不能交战，要你入援何用？吴国华就曾质问“岂辽兵平原旷野，不能对垒，而能门斗巷战也哉？”（《东江客问》）所以袁崇焕第一次提出援兵入城的时候，皇帝拒绝了他。然则，请求援兵入城是否罪名严重，可以导致袁崇焕下狱？既然前面说了，他们就算入城也没啥作为，皇帝难道连自己屁股下的北京城都不了解吗？

再对照祖大寿一事，如果袁崇焕被逮问的真正原因是崇祯相信他与后金有密约，密谋献城或叛逆，那么袁崇焕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件事，直接领兵的祖大寿必然参与其中，崇祯又怎会只逮袁崇焕一人，却放祖大寿回军中？那不是直接放任祖大寿投敌？因此，只逮袁崇焕其事，本身就说明崇祯怪责袁崇焕的是钳制将士，而不是串联将士有所密谋，那么袁崇焕请求援兵入城一事，显然是被理解成自保，又怎么会被附会到与后金有密约和阴谋？ 【查看详情】

很多人说，袁崇焕的功绩得到了敌人的肯定，所以如何可敬，其实这也是个笑话。因为你只要看看清朝的史料，皇太极他们这些直接对阵的对手对袁并没有什么敬意，反倒是100多年后的乾隆皇帝对他礼遇得厉害，这难道不奇怪吗？

“及东兵入，每扬言曰：'袁督师约我来耳。'都人啧有繁言。”（孙承泽《畿辅人物略》）

这个记载通常被认为是反间的标志，然而不论怎么看，袁崇焕对后金也是有功无过，有他在，至少饥荒中可以欺哄他买取粮食，渡过劫难。而袁崇焕对后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杀伤，唯一的一次是宁远守城，后金败于坚城之下，事后他们对此战的态度就是另外制造攻城工具。袁崇焕在己巳之变中更是乏善可陈，后金由大安口到北京城下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袁崇焕在北京一战之后更主动宣扬后金势大，企图缔结城下之盟。

那么后金兵又何以扬言袁崇焕约他们来呢？根据以往的经历，袁崇焕卖粮给他们，对他们进犯毫无准备，守蓟州任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行为与其说是抵御，不如说袁崇焕正以他的无能和畏怯帮助后金。引而伸之，夸张冷讽为“袁督师约我来耳！”无疑是自然而然的了。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