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反间计的内容，由于满清修史的时候生怕这段记载使人理解不了，特别加以详细叙述，所以认为《清太宗实录》中的片段记载了反间计的全部特征，没有因为文字表达的能力有所受限亦无不可。其中叙述反间计内容的是如下文字：“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其中包括三方面，一是“今日撤兵。乃上计也”，没有说到重点；二是“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分不清楚是议和还是其他；三是“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仍然分不清楚是议和还是其他。就当时的情况看，议和一样要秘密进行，袁崇焕不敢向朝廷请求议和，可见一斑。而反间计的内容，竟然使人分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在秘密联系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是在议和，即使能够传递给太监，所得也已十分有限。

再对照明朝罕见的太监告状的记录，《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所载仅仅有“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所见的片段虽然不是好事，但是难以确知究竟是在干什么，认为是议和还是其他都无不可。

又上文曾经仔细论证过反间计不可能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假定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曾经发生，太监带回来的内容也只能使人疑惑、恼怒，而不可能直接指向袁崇焕叛逆。在二十二日到十二月初一之间，或者之前，使崇祯决心逮袁崇焕的理由仍然不能定论。

回头再看崇祯质问袁崇焕的内容，杀毛文龙、逗留、不能扞御、请求援兵入城，向旁观者透露的讯息分别是议和、不战、不能战、不想战或者阴谋，只有最后一种，有一定的可能性是崇祯怀疑袁崇焕有什么企图。事实上崇祯有没有这种怀疑，再看他稍后不久的评论：

“壬子……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国榷》5506页）

“丙辰……谕孙承宗曰。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国榷》5507页）

在这里崇祯前后反反复复强调，抱怨的是袁崇焕御敌不力，无能，自保，致使百姓残伤。“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崇焕不能布置方略”；“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字字句句，都是抱怨袁崇焕无能，追究责任。“退懦自保”；“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则是抱怨袁崇焕不去御敌。“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是对平民百姓所受苦难的痛心，更是对袁崇焕人品的责问：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会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吗？这些行径相比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誓词，是何等巨大的落差！对崇祯来说，一个对他信誓旦旦要平定建州的人，话犹在耳，却在他的面前任由建州兵淫掠百姓，无动于衷，这是如何的令人切齿。所以当成基命请求慎重的时候，崇祯坚决拒绝，显然他已经对袁崇焕丧失信心，也没有再给袁崇焕坐视淫掠的机会。

这些又说明，逮袁崇焕的主要理由，就是在这次变故之中表现太差，至于袁崇焕想不想议和，与后金有没有秘密联系，是不是发神经想谋逆，都在其次。由崇祯的质问，“問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言及援兵入城，上声色俱厉”，再对照袁崇焕带来的全部后果，“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胡骑充斥。百姓残伤”，“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就不难理解崇祯追究袁崇焕的是实际的行为导致的后果，而不是当时未必有的反间计之中，崇祯都未必知道和相信的“密约”。

再对照祖大寿一事，如果袁崇焕被逮问的真正原因是崇祯相信他与后金有密约，密谋献城或叛逆，那么袁崇焕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件事，直接领兵的祖大寿必然参与其中，崇祯又怎会只逮袁崇焕一人，却放祖大寿回军中？那不是直接放任祖大寿投敌？因此，只逮袁崇焕其事，本身就说明崇祯怪责袁崇焕的是钳制将士，而不是串联将士有所密谋，那么袁崇焕请求援兵入城一事，显然是被理解成自保，又怎么会被附会到与后金有密约和阴谋？

接下来的事情很有戏剧性，祖大寿率军东行，这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祖大寿与入援的所有辽兵又很显然地没有投靠后金，这是非常直接的证据。如果有反间计，那么反间计的效果到此就是终结，说明袁崇焕手下的兵丝毫不知道所谓的密约，则袁崇焕又怎么会有嫌疑？这个内容上模糊不清也不可以用于公开审判的反间计，即使影响过崇祯，又在稍后被证明是谣传，最终能对袁崇焕的判决起什么作用？

一直以来，由《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中的反间计记载推断，认为后金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施反间计，崇祯误信，第二天就逮了袁崇焕。然而事实是这两段反间计记载很有可能是凭空添加，反间计根本没有。即使有，崇祯只逮袁崇焕也说明他根本没有中计，因为他没有逮直接统兵、进行阴谋必不可少的将领祖大寿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