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媒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挑战，的确在重大事件中表现得最充分。但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却经常是十多年一遇，比如一战、二战、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然而，凤凰卫视在诞生之后的七年中，却频频遇到数载难逢的重大事件，比如1997年香港回归、台湾大选、9·11事件、俄罗斯人质事件以及当前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凤凰是不是很幸运？

刘长乐:您提到的这些报道已成为凤凰具有标志性的作品。我们抓住了机会，我们凤凰每一个员工的责任就是决不能让任何一个新闻从我们手中跑掉。

记者:这次伊拉克战争凤凰的报道有什么特点？

刘长乐:凤凰为这次伊拉克战争报道做了充分的事前准备，凤凰是战争现场去得最早、时间最长、批次最多的电视媒体。我们的记者在战争之前的三个月内分四个批次深入伊拉克采访.

这次伊拉克报道，凤凰有几个特点:首先，我们在前线的力量非常强，要有第一手的东西，就要自己的记者到前线去。我们在美国陆、海、空三军都有人，美军给了我们6个指标，我们派了5个；另外，我们在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这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在地都有人，每天必做连线和采访；我们在海湾周边的几个主要国家都派有记者；华盛顿、联合国这些热点部分就不用说了；在迈阿密的美国战略总部也有记者，这些派驻的记者都是最有力量的。

从形式上讲，我们不光有现场报道，我们还增加了大量的解释性新闻，在画面处理上增大信息量，我们最早使用长线的字幕条。在节目转换间隙时，我们打出一个个饱含感情色彩的片头，比如将伊拉克传统诗歌与画面衔接起来，效果非常不错。

连续数十天的战争让我们的媒体从业人员疲劳至极，而每天轰炸式的报道令观众也非常疲劳。针对疲劳的观众心理，结合凤凰自身的特点，我们对报道形式做了一些突破:除了做好新闻报道之外，凤凰增加了大量的评论内容和解释性新闻，在内容梳理方面也有所创新:先是 “时事辩论会”，借助互联网的互动优势，让观众参与辩论中；3月25日起推出 “文涛说书”和“海湾风云录”，先回顾过去两周的战况，然后每周梳理一次。“文涛说书”利用电视素材讲故事，又用章回小说的办法抖包袱，对战事进行梳理和打点，效果非常好。我们认为，有时形式是可以大于内容的，当然前提是内容必须真实。

直播已成为现在电视媒体的主要形式之一。凤凰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包括所有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它对主持人能力的要求、对直播技术力量的要求都非常高。

记者:这次伊拉克战争完全不同于10年前的海湾战争，中国人可以通过电波媒介、纸媒介以及网络等多种媒体选择全面感受战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力，而每一种媒介形态本身又可以有多个品牌，凤凰台怎样让观众锁定凤凰频道？

刘长乐:这场媒体大战确实也是新兴网络媒体、电视媒体、平面媒体之间的一场比拼。在这场战争报道中，网络媒体因其容量大、快捷、互动性强的优势而备受关注。但是优势最大的媒体还是电视，它用画面说话，现场感比较强，而且完全是实时直播的，这些特点是其他媒体形式无法取代的。

记者:您认为凤凰的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长乐:媒体行业有一个特点是创新的劳动。这个创新的劳动需要激情，需要非常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献身精神。记者每天没有干一件重复的事，所有采访的事都是最新鲜的，冒着热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所表现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状态与他们有没有投身事业的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记者:除此之外呢？

刘长乐:我20多年前也是记者出身，所以我觉得记者提问一定要有水平，一定要让被访者感觉有地方下嘴，就好比你吃东西，要有地方下嘴一样。我讲一个例子:我做记者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台湾有一个驾机起义的人叫李大维，当时我是第一个赶到他下飞机的地方去采访他，采访他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我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问他一个很准确同时又能让他回答很多疑点的问题。因为当时社会上对他驾机起义的原因是有很多说法的，有的说他是迷航，有的说他是赌球输了，所以逃跑躲债等等。当时我也不能直接这么问他，那样太普通而且会引起被访者的反感。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你猜我问的什么问题？

记者:您问的一定是有个性的问题。

刘长乐:我问他，你想回到祖国的这个念头有多长时间了？结果问题刚问出，他立刻被吸引了，脱口而出，说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