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之后，脱儒入法的潮流，自然跟脱亚入欧的潮流挂在一起，这就造成了日本人学习西方的理解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后来，我觉得这个差别直接对我们一开始讲的问题，就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军国主义主义这条道路上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讨论明治维新的教训，而不是讨论明治维新经验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讨论明治维新如何成功地实现了富国强兵，而是讨论明治维新如何不成功的现代政治，最终走向很专制、很残暴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要研究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到了晚清以后的代表，就是日本法西斯时代，就是日本在二战中那种极端军国主义的史学家的代表，叫佐藤清胜，他是当时一个军部的史学家，也就是日本史学家中当时最法西斯的一个人。这个人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我们知道明治的时候，日本人对西方很崇拜了，但到了日本和西方矛盾越来越厉害，尤其是鸦片战争时代，大家知道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西方的，因为他们与西方是打仗的，是宣扬日本皇道史观。第一，他们对西方是很仇视的。第二，他们对中国很鄙视的，日本人侵略中国人时是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第三，他们对儒家也不感冒。但佐藤清胜对法家很佩服，他写过《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他就说儒家对日本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他说儒家只是在隋唐时代有影响，而且这个影响还不是主要的，按照他的说法还是神道，跟神道结合起来有一定的影响。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影响很快就消失了。按照他的说法，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就出现了武德两治，就是抛弃儒家那一套，接受法家那一套，就是武德两治，进一步发展，就是明治时代。

我觉得中国还有什么值得他尊敬的文化，就是法家那一套，佐藤清胜很极端，对日本很不满，就像我们的鲁迅先生一样，非常恨铁不成钢，说日本人被儒家搞坏，很堕落，国民性也不行，他写的书经常是骂骂咧咧，政府也骂，老百姓也骂，说你们太传统了，所谓的太传统就是太儒家了，说你们在日本已经没有前途了，说日本人岛国意识导致日本人堕落，说日本人应该用大陆精神来更正岛国意识，说日本人应该迁都，从朝鲜再迁到岛国。他说日本搞什么建设没有必要，在东京搞电车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只会让日本人留恋岛国，最好是什么都不搞，就一心思去侵略中国，使日本变成韩非的那种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确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如果我们往前推，我这里就要提到，他就有一个法家化的学习。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所谓明治之前的徒来学，明治之前，当时有很多日本的学家，这些人强调功利主义，反对儒家的道德哲学，很多人说这些人是日本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有人说他们是日本的马基压威利，是颠覆日本的道德哲学，建立强权哲学。

这一套说法是受到中国法家的影响，很多日本学家是受到荀子、韩非的影响，所以在80年代，日本就出现一个争议，说这些人到底是进步的人，还是反动的人，像有一些人，就说这些人代表近代性的，有人说代表法家的，因此不是代表近代的。我觉得值得重视的是后来一些人，东京大学的黑住真先生以及他在中国的弟子，就是东北师大的韩东育先生，写过一本书《日本侵法家研究》，他认为法家思想适应了当时日本从多方割据走到现代化的，周秦之变的需要，所以法家思想在当时日本是近代化的思想，跟学西方是一致的，甚至与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大家知道，在反对领主的时候，皇帝的专制和个人摆脱的解放可以形成一种共鸣，皇帝要把这些人从领主的控制下赶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这些人跟领主要自由，然后这些人从领主自由出来之后，然后就归我来管了，就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自由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和法家化过程的结合，这个结合在明治时期表现地很突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强调个性解放，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儒家的批评，就觉得儒家不够专制，就讲过中国人之所以干不成事，就是因为儒权主义，他说中国传统有一个问题，就是儒权阻碍了中国的皇权，说如果的儒生都是夸夸其谈，说自己很了不起，说有什么修身齐天下的抱负，总是说三道四，觉得自己比皇帝高明。他说日本的武士很好，日本的武士目不识丁，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要天皇一声令下，就脱亚入欧了。他很有意思，我们通常认为一个日本引进代表人物，他对个性解放的思想是说得不少，但这是针对民主，是针对诸藩和大民，是为天皇至高无上提供依据的，因此这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自由主义在日本传播，最终没有使日本走向民主道路，使日本走出了领主主义的道路，但是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我们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既学习了西方的左派，又学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我们既学了社会主义，又学了自由主义，可是我们的学习都是借助于两个邻居，我们学社会主义是借助俄国，学自由主义是借助日本，这有一个很大作用。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社会主义，而这个送来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福利国家，是类似于1948年之类的东西，是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依此类推，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由主义表皮下送来了军国主义，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在社会主义表皮下送来了极权主义。法家是两者的共同桥梁，而这两次学习的过程，最终都造成了儒家的传统伦理和自由民主成为共同的牺牲品，最后的结果就是传统道德没有了，自由民主没有了。这个过程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当时介绍日本的中国学家，尤其大家知道我们公认向中国介绍日本情况影响最大的就是黄宗宪，他很大程度就把日本出现的变化当作是在西方帮助下的周秦之变，引起西方资源的周秦之变。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感到被打败了，鸦片战争，中国人没有感到被打败，中国人反思从来没有说自己打不过英国人，很多人都说是汉奸的缘故，说本来可以打赢的，是因为老百姓中有汉奸，引了英国人从背后抄了我们的后路，还有一些朝廷的汉奸，使林则徐的政策没有被实现。他们觉得不是败在英国人手里，是败在汉奸手里。真正感觉被打败就是甲午战争，他们觉得西学也是个性解放的，但没有说自认皇帝，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太厉害，使得中国人是知有家，不知有国，孝子太多，孝国太少。那时发表了很多这种话，毛主席也讲过，说共产党的支部会议都开成家族会议，要从严制裁，很多人捉中国的传统大家庭很厉害，比如家春秋的作品出来很多，包办婚姻非常可怕，我们现在都要自由，自由了就投奔组织，让组织来包办我们的婚姻。这种说法就很多，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出现了对秦朝的牵动，鲁迅先生受章太炎的影响也很大。鲁迅先生都是反儒家，他对秦始皇很客气的，很有好评的，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时期搞焚书，于是全世界的舆论都骂他，中国人就说秦始皇搞的焚书坑儒跟希特勒是一样的，鲁迅先生就出来帮秦始皇说话了，说希特勒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书都烧了，而秦始皇是烧不好的书，说秦始皇烧书是进步的举措，而希特勒烧书是很堕落，就看到很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