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特点，他们学西方时，对中国本土的东西有埋怨，集中埋怨两个东西，就是勤政和勤学，就是秦之后的官僚体制，和秦的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理论，这也是儒家长期以来有的说法。人家说中国最好的就是三代，三代之后就不行，是大堕落的时代。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西方是三代盛世，就用西方的那一套来改变家天下而实现的儒家天下为公的东西，当时抱怨中国的礼崩乐坏，他们是觉得秦之后，中国就礼崩乐坏了。第三个特点，强调学西体，而后学西用。在张之洞之前，很多人说学西方就是学西气。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想要用中国的东西来接轨时，一般都强调要回归孔孟，尤其是回归儒学家和法家中对立最厉害的，我们知道儒学之后分化很厉害，有人说荀子也是儒家，但荀子是不是儒家，是可以讨论的，但通常认为荀子是儒家，是属于法儒过渡的阶段。但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恰恰对荀子非常反感，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回归孔孟，尤其是回归思孟学派，就是因为他们对法家的不满，思孟学派以后，很多人认为没有什么好学的。他们觉得法家把很多好的东西都颠覆了，他们唯一称道的就是明末的王羲之这些人，他们认为要从民本走向民主，这是当时的四个现象。

这四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言论，比如郭嵩焘从1870年代到英国做大使时，那是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讲过这样一句话，说中国三代以前是文化最好的时候，三代以前，中国才有教化，但是自汉以来就不行。而现在的欧洲看中国，就像以前的三代中国看夷敌一样。他说了之后，类似的言论很多，谭嗣同有一段话，说秦以后的两千年，是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吐番野蛮者，说中国越来越野蛮，从孔孟时代的文明变成了一种像土番的状态。而且在他们早之前，也有人说过华盛顿在美国搞的制度是三代的。当时很多人都这样讲，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民主很拥护，但是你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他们觉得民主就是所谓的传贤不传子，这就叫做民主，说唐虞之前都是民主，说三代是军民共主，到了秦以后，就多了，就不是天下为公了，变成了个人独裁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三代去，回到三代去，就是要学习西方。

谭嗣同有一句话很出名，说我们被大统治了两千年，要改变这一点。真正的儒家都是比较爱发牢骚的，以前的老历史学家都说儒家是倒退的，毛主席说法家是赞成进步的，儒家是赞成倒退的，儒家都是宣扬今不如昔，鲁迅先生挖苦的言论，都说现在不好，以前好，说秦之后，一代不如一代，在孔夫子时代，说现在的时代很堕落，要移民去了。所以，儒家爱发牢骚，其实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后来皇上发现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读书做官，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之后，儒家的牢骚就少很多了，但是也有。当时就是发牢骚，但是你找不到使牢骚有一个正面样板的地方，后来中国人和西方接触之后，他们觉得找到了样板，这就是所谓的推举之法，天下为公，说这一套就是我们的理想。他们老是说对西方的民主了解也不是很多，但只要看一下，从儒家的观点看，他们就觉得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此，就出现这么一种状态，这些人一谈到西方，往往谈的不是船尖炮利多厉害，郭嵩焘在英国写了三年的日记，没有谈到英国的船器多厉害，就是谈英国的国政民风之美，说如何的正义，如何的有礼仪。当时讲这个话的人很多，后来薛福成回应说郭嵩焘夸夸其谈。于是这些人就认为，这个东西的确是应该学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儒者是儒利合一的，他们的身份是官僚，但是他们是有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很多话是不敢说的，很多人临死前就说了这些话。就像张树声，一般来说，我们没有人把他当成改革派，他在世之前，没有出格的言论，而且他本人也不是一个学问家，他等于是李鸿章的副手，是原来的土豪，起家之后，当了很大的官，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当过父母官。这个人也没有出过国，但是他所在的地方，用我们今天说的话是改革开放第一线，所以他也了解了不少东西，然后他临死的时候，突然发了一个很惊人的议论，说西方人“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一心”，说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人要学的，其它的轮船、大炮，我们也要学，但是你学不到人家的本，学不到人家的体，你学到了也没有用，你不学人家的体，这个东西你学不来，就算你学来了，你学到了，也不管用了。果然，10年后，他1884年死的，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要采西人之体，以取之用。

郭嵩焘讲的西方人的经济，说西方人的本是自由民主。早期的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翻译，把西方的议员都译成乡绅，我们现在说的乡绅就是地主，就是土豪乡绅，但是古汉语的乡绅是指读书人，因为大家知道，绅是指一种服装，就是科举考试中得到功名之后才有得穿，就像现在大学的硕士服、博士服之类的，如果你没有功名，是穿不了这个衣服的。按照儒家的理想说，这些是从道不从君的，不是看上面的脸色办事，是以什么道统为己任，以替天行道为己任的。他们去了西方，觉得乡绅就在那里，说那里有一种地方叫议会，说那里是乡绅房，说乡绅房里面聚集了一群乡绅，从道不从君，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只把道理放在心中皇帝对他们也很尊重。然后就说这些国家，你看看，言论自由，也很不错，也很好，说这才是天下为公，谁说的话公道，皇帝也不能改变，说国政其君不以为私。选出来的都是好的人，说皇帝得罪了老百姓就当不下去的，中国是不在乎老百姓的。

后来郭嵩焘说“彬彬然见礼让执行焉，足知彼士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说这里是礼仪之邦，说他们富贵不是偶然的。甚至说了很多出格的话，后来说话是越说越走火，不但说英国的仁义在国内不是这样，在世界也是这样，说英国之所以可以征服很多殖民地也是英国人仁义很厉害，说“仁爱兼至，还海归心。”实际上，殖民扩张，当然他们的文化还是有一些作用，不过武力还是很重要的因素，绝对不是仁爱兼至，环海归心。你说郭嵩焘是不是就不是儒家？实际上郭嵩焘一句英语也不会，一本外文也没有看过，自由主义也不懂，而且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跟曾国藩差不多都是利学名臣。他出国时，价值观已经定型了，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从儒家的观点认为，这个制度比我们就要仁义。

这个时候，他关不关心富国强兵？当然也是关心的，但显然是第二位关心的。早在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徐继畲就写一本书，那时鸦片战争才过去8年，而且鸦片战争中国是被英国打败，美国没有打败过中国，而且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实力很弱，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是到了19世纪末，通常认为美国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成为强国，美国打败西班牙之后，军力才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