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一般来讲，传媒关心的都是当下的问题，但是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前途问题，实际上也成了当下的热点，大家知道这些年所谓的中国文化宣言，什么国学热，什么新儒家，还要把儒教定为国教等等，这个呼声很厉害，最近据说中央有关部门也决定在中小学增加关于儒学的课。这就引起很多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反启蒙的倒退。

我觉得这其中的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现代化要搞改革，很多东西是要从西方学习的，但是第一赞成儒学，儒学是不是可以取代西方的那一套，能够成为像有些人讲的那样，不仅可以拯救中国，还可以拯救世界的一种比儒学更高的学问。如果是反对儒学的这些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我们需要学西方，就一定要反儒学，就把儒学抛弃掉，这实际上涉及到西儒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不管是赞成儒学的人，还是反对儒学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两者的确是有很大的矛盾。尽管现在有一些学者，比如新儒家说实际上儒学也并不保守，要从西方那里学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主流是抨击的，认为一般说市场经济导致人们自私自利，有人说民主制很虚伪，没有让人们当家作主，有人认为人民不配当家作主，即使是不虚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正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圣人的统治，大家都听圣人的。我觉得现在对民主的批评，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有人说民主是假的，有人说人民根本不配作主，即使是新增的民主也不是什么好的，而且民主的缺点就是太真了。

我们现在需要大家都听圣人，圣人就没有什么错误的，大家都听他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都是强调西儒对立，无论是扬儒贬西，还是扬西贬儒，有必要考虑一下西儒的关系怎么会变成这样？这里有一个问题，不管是儒学还是西学，或者说叫基督教文明，内部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到底是西儒的差异大，还是各种西学或是各种儒学内部的差异更大，这本身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一位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不同基督教土之间的对立或是差异，在很多情况大都大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异，我觉得所谓的儒家也是这样，因为几千年以来，很多人都自称为儒家，就像西方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一样，但里面的差别很大。

这里有一个解释的问题，语言的解释是非常微妙的，我是很赞成索绪尔的话，他说语言是一套系统，是能指和所指的原则，他认为有一个任意原则，这个任意原则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语言可以任意解释的，随便一句话，这样子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那样解释就是那个意思。比如儒家，这个人解释的儒家和那个人解释的儒家是截然不同的。这样子给各种所谓的思想资源，确切地说是给话语资源的随意使用提供非常大的空间，等于任何一套话都可以给不同人利用。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说的话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说的话没有任何确定的含义，怎么解释都可以，讲话就成为无聊的，就像有些人讲的一样，就是语言游戏。索绪尔说不是的，他说语言还是可以表达一定意义的，但是一种一定的意义，只能通过与其他符号的相斥而体现出来。说得简单一点，我们讲一个东西，比如儒家讲的仁义道德，但所谓的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你讲的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其实主要就是通过你认为的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是什么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仁义道德也好，什么自由民主也好，什么正义、公正、平等也好，任何一种学问宣传的都是一堆好词，很多好词堆在一起，到底背后讲什么意思，就是取决于这一堆好词是用来打谁的，你讲话的时候，你的假想敌是谁？如果从儒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在2000年的发展中有许许多多的假想敌，比如先秦最大的假想敌是与各个学派都有矛盾，但在春秋战国最大的假想敌就是扬子和墨子，到战国末年，到了秦，最大的假想敌就是法家，以至于到了焚书坑儒的地步。

我们知道，70年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他说儒法战争了70年，他认为这是最后思想的一条主线。不管毛主席的立场怎么样，但是描述的事实有一定的根据，也就是说，在2000年，当西学没有进入时，很多儒者是以法家作为对立面的，就是所谓的王霸之争。到了“五四”之后，很多人又是在反西方或是反西学，我们这里通常讲的反西学主要就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关于自由民主法制人权这一套说法，以这一种说法作为假想敌的，又是一种儒家。所以我认为，我们与其谈儒家非儒家，不如去谈儒家的确有各种各样，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反法之儒，一种是反西之儒。反法之儒在战争年间与法家产生很大的冲突，在清年间，被压下去了，到了汉景帝时代，还有一个说法，既不是焚书坑儒，汉景帝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不争论，儒家说只要换地不好，就要搞革命，而法家说不行，汉景帝有一个说法，说这个问题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但是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了都是对我不利，你说革命是好的，有人革我的命怎么办？说革命是不好的，有人就说了刘邦同志就是革命起家的，如果说革命不好，那刘邦就是乱臣贼子，这样子汉朝就没有合法性。所以就不准说，不准说了以后，就被压下去了，但是事实上，这种争论一直存在。

在中国面对现代化的挑战这一百多年的时间，曾经有一度在中国和现代化发展关系是反法之儒，但是从戊戌之后到“五四”这一段时间，西儒关系开始恶化，反西之儒变成主流，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我这次要给大家讲的。造成这一种现象原因是相当多的，在其他的文章或是其他的一些场合我都谈过这个问题。

我今天谈这个问题，就是主要谈一谈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影响，对中国的西儒对立所起的作用，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去年有一场有意思的争论，就是去年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到北京时，曾经跟许有明先生有过争论。杜维明先生说明治维新很成功，很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反儒学是发扬了儒学，因为杜维明先生是新儒家，是要弘扬儒学的。而许有明先生正好相反，他说明治维新之所以可以成功，就是彻底地抛弃了儒学，才可以取得成功。这里有很大的问题，这两位先生对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有截然相反的解释，但是他们都认为明治维新很成功，这是共同的特点。而在去年抗日战争60周年的讨论中，很多人在反思日本人为什么会走军国主义的时候，很多人说明治维新是不是成功，在什么意义上成功，这可以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讨论的，通常讲明治维新成功，指的是实现了富国强兵，明治维新是使成功强大了，如果说让日本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经济上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民主政治，这样子讲明治维新是不成功的。

日本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个道路的起源，很多人觉得与明治维新有关，到底明治维新成功不成功？其次，如果它成功或是不成功，它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现象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就成为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现在对这个问题，我讲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