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23日，马林为了证明自己的方针正确有效，再度返回莫斯科，申诉意见。他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四个月间的两党关系，做了十分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描述。在他看来，不仅中共从此有了更便利的宣传条件，而且可以经常性地自由批评国民党的某些缺点，这种方式已经在国民党内得到了认可。马林坚持，任何试图修改几个月前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指令，“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把我们的在中国的策略建立在我们的一般方针和我们的一般立场上”。他认为，应当采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使存在，也只有在与民族主义运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展。马林说明，他在中国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后所得到的切身体会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即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

马林的报告明显受到部分与会者的质疑。1920年4月最早受命前往中国帮助推动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维经斯基，坚持必须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的要求，把教育落后国家共产党开展对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斗争，和发展无产阶级运动作为共产国际特别重要的任务。而在以往的指令中，对此强调得不够。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共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严重危险。马林对此坚决否认，他坚持过去的指令没有修改的必要。他断言，在中国，应当把革命民族主义，而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应当认识到:“全部问题只在于如何调整同民族主义**的关系。”只有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顺利的发展，才有可能“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8～190页。。

对于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这时采取了“和稀泥”的策略。这是因为，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前两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刚刚开过会议，不仅作出赞同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的决定，而且要求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里支付援助国民党的费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6～187页。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参加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布哈林，自然必须努力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贯彻上述决定的精神。但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不能单纯从苏联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布哈林既不反对维经斯基提出的建议，也不反对马林的观点。他的说法是: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是成立工人**”，二者不可偏废。《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会议最后形成的文件事实上是妥协的产物。决议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强调国民党是由工人、知识分子、华侨和商人四种人组成，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共党员应当留在国民党内，这大都符合马林的看法。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一句，马林曾建议使用更为明确的语言，比如“他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没有被维经斯基接受。但是，指出国共党内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这无疑是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两种意见糅合，需要高度的政治艺术，马林在中国的工作注定会遇到不少困难。

一方面强调“全力支持国民党”，“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越飞、马林:《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0～101页。准备向国民党提供大笔援助；一方面坚持独立地开展共产党的工作，强调共产党要大力组织和争取工人群众，争取“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明显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如同莫斯科对越飞与孙中山签订声明，只承认它所想要的有关孙中山承诺的那一半，却不支持越飞承认的孙中山想要的另一半一样莫斯科在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时，有意将声明中谈及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的一段删去，只保留了对其有利的内容。，它所带来的麻烦难免造成莫斯科政策本身的紊乱。因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全力支持国民党”，着手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努力，必然导致国民党中心地位和发展势头的迅速增强。与此同时，又让本来就坚信代表最先进阶级，最反映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也把争取建立强大群众性**作为自己“重要而特殊的任务”，结果必然会使国共两党因争夺群众而陷入纠纷，以致出现相互抑制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意识。马林离开莫斯科后不久，维经斯基等人就开始隐晦地批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他们对马林把中共中央搬到孙中山身边去不以为然，断言中共中央设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并不得不通过政治上的种种让步而交换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种种“好处”。他们甚至明确主张，绝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除非孙声明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并与张作霖等军阀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明令马林:“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3月8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1923年3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28～229、238页。。

事情很明显，孙中山为争取苏援而接纳共产党，想要借此发展、壮大国民党，便利革命。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却更指望中共自身迅速发展，对要不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意见冲突。这种情况难免不会对本来就极其微妙的国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提出了发展为群众性**的目标，但这样一种目标距离当时的中共毕竟还十分遥远。马林对此更不以为然，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间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0～191、196页。

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覆。这种情况，对一心希望独立发展并且坚信中国必须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轰而起，不能走军事阴谋或军事革命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开始意识到孙中山的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于是，马林的观点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因为如此，马林回到中国不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国际一些人“想入非非”了。他异常坦率地宣称:“在中国建立群众性**，今后许多年内都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这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他认为，当前中国唯一重要的工作，只有国民革命运动，也“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马林致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2月26日、4月3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31、146、196页。

1923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陈独秀开始赞同马林观点，在他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是，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都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我们完全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去。马林:《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1923年6月12～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27~242页；《张国焘给维经斯基和莫辛同志的信》（1923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