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孙的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见《中国国民党宣言》。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孙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坚持在声明中写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分，与联合张作霖的现实考量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3页。，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AS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 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3～108页。

“马林路线”的失败

孙中山的目标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努力创造一个比西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公平一些的改良社会。他与共产党人的相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和决心用激烈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观念是相同的；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孙中山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却坚持以阶级画线，相信社会上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有产与无产等相互对立的不同阶级，自己是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只能依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革命中实行真正反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与压迫阶级和有产阶级为敌。从共产党人的角度出发，当然不会接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恰恰相反，在理论上以及内心深处，共产党人充其量不过把孙中山和国民党看成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相信或迟或早，都必须发动十月革命，造成自己的政权。因为共产党人坚信自己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命运的主宰，最具远见卓识且最能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政治使命感。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这时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类似的观点。参见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的4月25日；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由此不难想象，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除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基本相同一点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实力原则的策略考量，是为了便于推进革命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自然会存在矛盾甚至冲突。

陈独秀已是中共党内这时比较看重孙中山和支持加入国民党的一派领导人了。即使是陈独秀，刚刚加入国民党，也明白提出:对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得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1页。

在莫斯科的俄国领导人，毫无疑问比陈独秀等更具政治上的优越感。这不仅仅因为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当然上级，更重要的是因为自信已经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泉和力量源泉。特别是刚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俄共领导人明显地对推动中国革命也充满热情。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俄共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帮助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但理所当然地应当将在中国发展共产党视为情感上和政策上都必须争取的目标。更何况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俄共领导人也深信，作为几个阶级联合的国民党，终将随着中国阶级分化的加剧而走向分裂。推动这种分化，迎接这种分裂，就成为他们对国共关系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期待与政策。共产国际再三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促进中国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而推动阶级分化，促进阶级斗争，国共关系纷扰不断自不可免。

就在马林1922年夏天从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支持建立国共“党内合作”关系的八月指示不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明显有些不同的较为激进的决议，以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决议告诫说:“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心，不论是张作霖的中心，吴佩孚的中心，还是孙中山的中心，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要在建立统一国家和争取与苏联结盟的斗争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62～163页。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共产国际内部，还是中共中央内部，对马林不满的倾向迅速升高，甚至很快就出现了指责马林右倾的声音。转见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5月30日），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0页。这种批评自然使马林的工作遇到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