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国共合作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注释: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为代表。）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向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陈独秀得知马林将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于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GNVojtinsky）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不同意见。

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下）: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尽管陈不愿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就炮轰总统府，发动兵变，中共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的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负责人陈公博。注意到越飞（AAJoffe）、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2～156页。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实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