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之后，接受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80页。。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张继，说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中共中央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被迫将预定的会议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于是，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9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2~83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4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41～245页。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890页。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孙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孙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时，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6页。。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14页。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受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第357页。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2页。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131、401～403页。。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