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本质是竞争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必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新加坡领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作用是能够制约执政党，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约措施。上面说过，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因为不同政党提出不同的政策，选民可以在不同政策之间作一理性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能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这并不确定。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在日本，在很长时间里，自民党内的派系竞争(这是自民党的党内民主)，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党与党之间的竞争。这种党内竞争就是选拔，非常重要。特别是一党执政制度，党内的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这种投票，可以是全体党员投票，也可以是间接投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比如，把一个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册到一个特定的选区，让老百姓选举你。他是先有社会认同，再有政党认同的。党外做得好的，会被党直接吸收进来，所以他很容易当选。

民主不一定就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不一定是要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英国叫“忠诚的反对党”。无论哪个政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不是为了夺权而夺权。在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反对党已经演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这并不符合民主的本意。新加坡现在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这个改革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及保持民众对政府强而有力的授权。新加坡决定修改选举条例，将反对党在国会的保障席位，即非选区议员的席位，由最少3个增至9个。不论反对党候选人的得票多少，在国会都有最少9个席位，令反对党在国会的比例增至两成。新加坡政府强调指出，比例代表制不会是政治改革的选项，否则会出现弱势政府。就是说，发展更多的民主并不一定要学习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论上比较公正，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亚洲国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体制内提供给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更大的空间，在体制内消化和协调不同利益。

领袖的作用

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国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总体上，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在强人政治下，就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结合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民党内部的派系能够达成共识和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谁也毁灭不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的，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的问题。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这个制度里也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所有改革的关键就是确立改革的主体，就是谁来改革？谁也不会否认改革的重要性，各种改革设想也是存在着的。关键在于谁来改革？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时期，当改革出现问题或者新政策不能实施下去的时候，领导层的权威问题就提了出来。就是当时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运动”。今天，尽管没有人再提新权威主义，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的现象仍然存在:从前人们说“政令不出京城”，但现在人们说“政令不出中南海”。

如前面所说的，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往往逆向淘汰。产生逆向淘汰机制，主要是没有正式的竞争机制。中国人竞争，三分靠才能，七分靠关系，能够参与竞争的就已经不一定是精英。

在新加坡，出来竞争的都是社会认同都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和政治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并不那么敏感。这些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界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有利于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同时，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赋予很多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专业。更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专业主义的相对立。从人才方面来说，新加坡成功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各方面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水平都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

要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除了使用人才，中国也必须在民主方面做文章。执政党要确立权威，除了向社会开放，党内民主也变得非常重要。中国未来势必往这个方向走。几年前党的十七大已经在这个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的节奏会越来越快，这是不可避免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个提法很确切。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很难自下而上进行下去。同时，党内民主一定要和社会民主协调。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你不是选出来的，我是选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现在同一级的村委会跟村党支部都有些矛盾。所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

精英之间竞争多了，就会发育出一些基本规则。规则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比如，党内民主选举，需要年龄、教育程度、地方和中央工作经验这些技术性的条件。更进一步，什么可以争论，什么不可以争论、什么可以修改，什么不可以修改，这些前提就成为民主的边界与约束条件。宪法就是进入政治竞争的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必须服从法律，在宪法的构架内活动。

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的司法体系，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政治对司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师的独立、专业精神，应该得到保证，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因为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执政党可以通过人大系统来参政执政，像新加坡这样。党在人大里面占绝大多数，通过人大跟政府、司法系统发生关系。在地方，很多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有着方面的考虑。执政党必须有合理的执政和参政机制。中国要推动制度的合理化。这方面，有很多力量，但党自身很重要。党要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要有合理的方式管理社会。

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光要纵向比较，还要横向比较。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中国政治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如果党的执政能力弱化了，就没有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