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国际知名学者

新加坡能不能学？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事情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一方面，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和温家宝都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总体说来，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到现在不仅继续对经济社会感兴趣，而且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它国家所能及的。

但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和地方官员学新加坡有很大的距离。领导人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这里的经验自然值得人们学习。实际上，不仅中国在学习新加坡，世界上其它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对新加坡经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从前有亚洲“四小龙”的称谓，新加坡是其一员。现在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它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

自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派遣了无数代表团来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但是，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的问题。有的官员说新加坡太小，不能学；有的说新加坡好是好，但不能学，如果学，最多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就是“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这里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但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家，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家不一定难治理。美国这样大，不是治理得很好？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能不能学，毫无道理。

我不是研究新加坡的专家，但在新加坡学习和工作多年。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对新加坡有了一些自己的分析。我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还是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方面，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中国高层一些领导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经验。不理解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的制度是如何而来的。

权力的有效集中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例如美国。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多学者称其为帝王般的权力。在我看来，美国总统的权力实在要比中国传统的帝王大得多，更具实质性。中国传统皇权往往是象征性的，往往统而不治，就是说，皇权的执行力很差。但美国总统的权力具有极其强大的执行力。

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一是权力如何集中的，就是说是以什么方式集中的。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问题，就是说，集中权力是为了什么。和其他很多国家比较，在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拥有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构架，就是人们一般所指的一党执政体制。新加坡尽管有很多反对党，扮演一些政治作用，但不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党同日而语。

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就是推动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在中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集权与分权交织，但权力无形之中流走了。尽管总体上说，整体政治制度还是很集中，但没有一方感觉到有权力。老百姓觉得没权力，领导人感觉没权力；社会感觉没权力，政府也感觉没权力；部门的权力很大很大，但他们总感觉到权力不够用。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党政之间的矛盾、部门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权力就在这些矛盾之间相互消耗掉了。

权力集中能做很多好事情。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