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袁世凯仰仗荣禄、奕劻的宠信，兵饷集于一身，倾全国之力而将其所部新军扩练为六镇的时候，已经引起朝臣的警觉。御史王乃征奏称，“今日国家兵赋之大政悉听”袁世凯一人。“该督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录”，“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即使忠纯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为不可，况该督之断断非其人也”，甚至大声疾呼:“满溢之戒，该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独不加虑乎？！”[1]只是由于清廷练兵计划尚未完成，正当用人之际，故对其奏折不予理睬。而以那拉氏之阅历，不可能看不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然六镇练成后，袁世凯仍不知自抑。他眼见那拉氏命不久长，害怕光绪帝重新执政清算自己的旧账，遂重操政治投机的故技，企图利用清廷假立宪之机，攫取内阁协理大臣一职。立宪派也极力加以鼓动，称“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2]。其时议论纷纷，朝臣奏请，奕劻提携，入阁秉政似乎已成定局，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由于奕劻对之言听计从，引为心腹，此计一旦得逞，责任内阁的实权也就落到他的手里。加以重兵在握，其实际地位将超过当年的肃顺、恭亲王，而与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相埒。这就势必激怒满洲贵族，引起那拉氏的警觉。结果，那拉氏一纸上谕，不仅粉碎了他的入阁梦，还收回了他手中的兵权与财权。不过，那拉氏毕竟有经验，不久即令其以外务部尚书入值军机处，虚尊其位，保全脸面，既可解除其目前的威胁，又可留为他日之用。

但袁世凯并没有就此为止。其遭到迎头棒喝之后，仍不知自敛，不仅与奕劻联手将政敌瞿鸿禨逐出军机处，还上疏攻击凤山之无能与成立陆军部之失计，妄图重新夺回已经失去的兵权，似乎忘记了大清王朝是满洲贵族的天下。更为严重的是，那拉氏重病之际，忽然传来袁世凯欲废光绪、拥戴奕劻之子载振为帝的消息。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他们同少壮亲贵的矛盾，引起那拉氏的警惧。其临终安排以溥仪承位，以袁世凯的死对头载沣摄政，显然含有预防庆、袁篡权之深意。不过，直到此时袁世凯尚有畏惧之心，知道光绪帝复出无望，极力表示拥戴载沣，主动提出“以醇王载沣长子溥仪入承大统”，为那拉氏破解了一个大难题。她本早有此意，惟顾虑可能遭到袁世凯和奕劻的反对，迟疑未发。那拉氏见此情景，也就放下心来。故而临终之际，对之备加信赖，将载沣父子托付给袁世凯、奕劻等人，顾“而泣曰:‘汝辈皆先皇老臣。今皇帝冲龄，虽有载沣摄政，亦唯汝辈匡辅是赖。’复泣顾载沣曰:‘汝应拜诸老臣，汝年幼，唯诸老臣之谋是用。”[3]随之相互伏地跪拜。如果袁世凯就此罢手，载沣不把事情做绝，或许满汉君臣之盟尚不至决裂。

不料，袁世凯野心不死，也不接受上次失败的教训，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刚刚去世，朝局一时动荡、混乱之际，再次奏请速设责任内阁，向载沣施加压力，企图浑水摸鱼，攫取内阁实权。康梁改良派在一封密信中称:“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据杨天石先生的考证，“仓主”指袁世凯。因其以小站练兵发迹，“小站出稻，故由此取意”[4]。信中未署时日，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袁世凯此举当发生于那拉氏死后的七日之内。因为以公历纪年，那拉氏死于1908年11月15日，而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已发布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也以显著位置分别于同日和后日登载了这一消息[5]。袁世凯此举恰好击中了满洲贵族的要害，将载沣逼入死角，双方的矛盾一下子激化起来。以致连康梁改良派也大呼“手段真是可畏”[6]，乘机积极活动，推波助澜，力谋杀袁以报戊戌一箭之仇。

从那拉氏到载沣，包括满洲贵族与握有实权的汉族官吏，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谁都不愿意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因为按照西方体制，他们必须交出手中的权力，最高决策权要交给国会，地方大权权要交给省议会，这是他们所誓死难从的。他们所以虚张声势，大喊大叫，则一为应付国内外压力，二为捞取更大的权力。由于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国内革命形势日趋高涨，而那拉氏拒绝一切政治制度的改革，也不利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扩张。所以，帝国主义列强将尽快实行君主立宪作为与清政府签定《辛丑条约》的先决条件。否则，那拉氏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远在西安就发布实行君主立宪的上谕，而等不到返京之后？又为什幺要在那拉氏公开发布此谕之后，中外双方才开始有关《辛丑条约》的谈判？

至于防止国内革命的发生，则清朝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列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立宪派同此心愿。一些西方学者至今未脱此态，仍坚持认为中国人不该发动辛亥革命，应让清政府一直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不过，仅为这一目的，尚不足调动载沣和袁世凯等人的积极性。他们后来所以有了热情，尤其积极主动、再接再厉的袁世凯，则是企图乘君主立宪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