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只是觉得那拉氏死后朝中再没有足可降服自己之人，没有想到越是弱者越要痛下杀着，一旦反击必置对手于死地，再不会像那拉氏那样对之宽容了。故对此却毫无精神准备，一旦面临杀身大祸，竟然垂头丧气，一片惊慌，狼狈逃离北京。同曾国藩相比，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倘若袁世凯当时隐忍不发，耐心等待譬如后来东山再起时那样的时机，目的可以达到，同满洲贵族间的联盟也不会破裂。这样，大清王朝固然可以苟延十几年，而他自己也不至像后来那样，先叛大清，再叛民国，复又为洪宪帝制卖国求援，落下千古骂名。他与曾国藩同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样推行洋务新政，无不主张对外妥协，但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悬若天壤，这不能不使人归咎于个人素质上的差别。

然就载沣而言，狂妄无能、偏狭短视，根本无法与那拉氏相比，实在不具帝王之资。他本来是要杀掉袁世凯的，鉴于奕劻、张之洞的坚决反对和怵于帝国主义的干预，方改为驱逐。当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他却既要排除立宪派，又要拆散满汉联盟，设大清有难，靠谁支撑？假如满洲贵族有能力平息汉族民众的反抗，曾国藩集团何能崛起田间？若非以汉制汉之策，清朝何能苟延至今？清朝的灭亡，不仅由于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和自身的腐败无能，而且因为清政府内连肃顺、奕訢、那拉氏那样善于因人成事的政治家，也不复出现了。正像有人说的那样，“那拉后当热河奔遁之余，委任汉大臣坐致中兴”，“其识力手腕均有不可及之处”。“所可恨者，嗣醇王不能听老人临终嘱托之言”，“三百年之帝位轻轻以一手断送之”。又说，“使醇王摄政之初，稍有知识，懔然于天命已去，大局将危，遵先后之遗言，礼重耆硕，相与补苴罅漏，夙夜忧危，或尚有祈天永命之望。乃听信谗言，袭用国初忮克汉人之习，以威名赫赫、天下仰望之大臣，首与为雠，几以托孤受命之身，蹈亡身赤族之祸，虽张文襄、鹿文端诸臣极力保全，犹使罢职以去。殊不知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有太公鹰扬以为之师，故周公负扆，始延孺子之命，而乃自坏长城！”还说:“国不自亡，谁能亡之！”[14]据说，载沣驱袁时也曾想到如何控制军队的问题。但他们认为，可以用日本留学生逐步取代北洋将领。岂料，形势急转直下，根本没有给他们这个时间。更何况，日本留学生中的不少人已经加入了革命党，就算有人忠于清朝，也没有掌握部队的能力。吴禄贞的例子就足可证明他们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其败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载沣的失误犹如肃顺当年的得计一样，也是满洲贵族内部两派斗争的结果。在如何对待汉人督抚的问题上，直到清朝末年，满洲贵族内部仍有两种意见、两个派别。大约那拉氏、奕劻、荣禄为一派，主张重用汉臣；而载沣、铁良、良弼为一派，主张独揽大权。这帮少壮亲贵远离镇压太平军、捻军的那场战争，懵于历史发展的大势，以为没有汉族疆吏的支持，大清王朝仍可以摇而不坠。

袁世凯能有小站练兵的机会，固然全仗李鸿藻的奏荐、支持，但若无荣禄的远见卓识，恐怕开张不久即被驱逐，根本不可能获得以后的成功。据称，袁世凯为人所劾，清政府派荣禄赴小站核查。袁世凯请荣禄阅操，“荣相大惊异。盖未料成军才百余日，而队伍之精整，阵法之变化，竟擅曲端纵鸽之奇也。回京复命，据实称誉，遂蒙温谕”。不久，即“简放直隶臬司，入都展觐”[15]。本来，袁世凯是确有问题的，虽无左宗棠杀头之虞，但处分在所难免，最轻也是革差离营，失去小站练兵的机会。结果，不仅奏参各款免议，且获优旨褒奖，官升两级，似与当年的肃顺救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荣禄死后，则袁世凯全靠继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的全力支持。据说，奕劻因屡被弹劾，内不自安，本欲在劾去政敌瞿鸿禨、林绍年后自行引退，“而援其子载振入军机副以杨士琦”。那拉氏不许，反而令载沣充任军机大臣，占据要位。“奕劻闻载沣用，则载振将为其所压，而引袁世凯相助”，“及世凯入，交欢奕劻而与载振结盟为兄弟”。[16]奕劻那么积极地搞假立宪，不外借袁世凯与立宪派之力保住满洲贵族的江山，虽有个人打算，但归根到底仍未脱出以汉制汉的范围。倘若这一派得势，其政治格局至多不过像袁世凯再度出山时那样，尽管满洲贵族难免大权旁落，但清朝绝不会亡得那么快。所以，奕劻一派的失败，既是袁世凯和立宪派的失败，更是满洲贵族的失败。因为无论真、假立宪，当时的立宪派都把自己参政议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立宪派就不会急于造反，袁世凯也不会彻底背叛清朝。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的被逐和张之洞的“抑郁而死”，以及皇族内阁的随之出台，不仅把立宪派和袁世凯逼上梁山，也使各省汉员督抚兔死狐悲，为之寒心。据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宣布独立的各省督抚，有的固然是因为受到革命党的影响，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却是出于立宪派和袁世凯的鼓动。所以，未待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决定了清王朝的命运。这不仅因为清廷此举起了催化革命的作用，还因其自毁长城，自我孤立，从此失去镇压革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