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及一些对国家前途越发忧虑的廷臣疆吏，对西太后、后党官僚和李鸿章等人，力图对日求和的屈辱行径，都极为愤慨。

原来的帝党官员志锐，首当其冲，在宣战后的8月16日，就公开具折参劾西太后的亲信孙毓汶。徐用仪和李鸿章。在这份奏折里，他以尖锐的言词，揭露了这些人“互相因应”，串通一气，“不顾后患”，以国家的前途为赌注，肆意抵制、破坏光绪帝组织抗战和试图整顿军政的努力。从而他愤怒地提出，必须“立将孙毓汶罢斥”(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8页)，向西太后的核心进行了公开的挑战。国子监司业瑞洵，对清政府主和势力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他说，这些主和之徒，“似祖宗疆土可以不守，国家根本可以不固，……民生脂膏可以不惜，……天下后世，万口訾□均可置之不理，壹惟赞和局之速成，冀图旦夕之苟安，初不预计将来之祸变”(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154-155页)，表露了满怀的义愤。从而，他们异口同声地呼吁，为了抗击日寇的进犯，必须迅速惩处李鸿章等对敌怯懦的官员。并且，有些人还大义凛然地宣告，宁愿“不避斧□之诛”(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63页)，誓将乞降风顶住。从而围绕着和与战的问题，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在战、和这个关系大局的重要问题上，光绪帝本人虽然在公开场合谈吐不多，但他的态度是明确的。这除了自宣战以后，从光绪帝又发布了诸如“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赵尔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平装本（四），第906页。)等诏旨来看，除说明他继续坚持抗战的立场之外，就是在议定和、战的关键时刻，光绪帝也确曾表明了自己态度。

11月21日，在日本侵略者按其预定的侵略计划攻陷旅顺军港的当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便向总理衙门表示，他愿为中日议和充当“调停”者，并提出了停战议和条件。次日，奕、奕□即向西太后和光绪帝传达了田贝的意向。事实上，在此前田贝通过各种渠道已与李鸿章、奕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活动，西太后、李鸿章已经了解到其中的底数。现在奕□、奕□作此举动，一为试探一下光绪帝的态度；另为他们决定议和作依托罢了。值此时刻，光绪帝却毫不含糊地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15页。)表明坚持抗战反对议和。由于光绪帝对议和问题持以鲜明的反对态度，所以此后，对于策划议和的事，西太后及其亲信官僚，便索性背着光绪帝进行秘密活动了。

一些主战官员提出惩处李鸿章的要求，可以说，既反映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愿望；也表达了光绪的心声。但是，孙、李是西太后班底的两大支柱。作为不操实权的光绪帝，他要采纳此见，谈何容易！虽然如此，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光绪帝也还表现了一定的勇气。于11月24日旅顺失守后，光绪帝颁谕申明“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切勿掉以轻心，致他日言行不相顾”。遂“以旅顺失守，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赵尔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平装本（四），第908页。)，给予了“革留摘顶”处分。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人给予“革留摘顶”处分，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正当西太后依靠李鸿章进行求和活动之时，光绪帝采取的这一措施，也等于给西太后的求和活动泼了冷水。

正因如此，西太后也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在光绪帝颁谕处分李鸿章后的第三天，即11月26日，西太后便下懿旨，指责瑾妃、珍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因而便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第122卷，第23页。)。

西太后在惩罚瑾、珍二妃之后，又下令把坚决支持光绪帝抗战拒和的志锐发往边远的乌里雅苏台。

在此，西太后虽然还是采取了宫廷斗争的反应方式，但其用心却十分清楚，是想以此来镇慑光绪帝及其支持者，为其对日求和扫除阻力。显然，这仍是一场政治性的斗争。

就这样，西太后通过对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施以上述种种的镇慑措施之后，到了1895年1月，她便背着光绪帝强行作出了对日求和的决定。1月14日，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本广岛求和。表明西太后、李鸿章等人，预演多时的求和丑剧到此正式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