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抵抗派官员，为了推行备战抗敌的积极方针，对西太后和李鸿章迷信外力的误国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光绪帝在表明主战的同时，就特别重视依靠本国的力量加强战备部署。因此，他为了集中国力筹备战守，竟敢冒犯西太后的旨意，“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68页。)。光绪帝对西太后的不满情绪已有多年，可是公开违抗西太后的旨意这却是第一次。

修建颐和园，是西太后准备在“万寿”庆典时大摆威风和夸耀其“圣德”的主要项目之一。现在光绪帝让她就此罢手停工，当然是她难以接受的。不过在此之后，鉴于内外形势的压力，西太后不得不发出懿旨，无可奈何地表示，在“兴师”之时，为了“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对其“万寿”庆典的准备事宜，可作一些简化(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虽然如此，这件事却使西太后怀恨在心。在这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抵制清廷妥协势力的斗争，更直接、大量的是集中于站在前场的李鸿章身上。

当日本加紧向朝鲜增兵，并无理纠缠拒不撤军时，李鸿章便适应着俄、英的伪善表示□拨起了重□依赖外力的迷雾。针对这种情形，于6月25日，光绪帝在给李鸿章发出的一份谕旨中指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接着，他对“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的怯懦态度进行了指责之后，又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68-569页)光绪帝在这个上谕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两个尖锐的重要问题:（1）应看到日本要挑起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决不能停于口舌之争，自己应做切实地御敌准备；（2）要警惕沙俄进行“调停”活动的阴谋，不能麻痹上当。

光绪帝向李鸿章发出的这些至关紧要的劝告，李鸿章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一味搪塞。在形势极度紧张的7月1日，光绪帝又通过军机处向李鸿章发出了一个措词严厉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首先即以斥责的口气说，“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覆奏。”进而他又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倭焰愈炽，……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重点号引者加），将有决裂之势。”于是光绪帝又敦促李鸿章，对“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并且还指出，我国“南洋各海口均关紧要”，为了全面防御日本的侵略，在一些要冲海口也必要进行认真设防(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5页)。

紧接着，在7月4日，光绪帝又就李鸿章擅自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国政府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事，特意向他发出谕旨，斩钉截铁地申明，对于日本的肇衅“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重点号同止），致异日别生枝节。”遂即光绪帝又责令李鸿章，这种乞求外力“示弱于人”的事，今后绝对“毋庸议”(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81页)。从上可见，光绪帝反对迷信外力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

在甲午战云愈加深沉的日日夜夜，光绪帝与翁同和等枢臣在他的书房等外，整日埋头批览奏报，筹划对策，不失时机地向李鸿章发出电谕，促其认真主持战备。他们为了御敌卫国，真可谓是“宵肝焦劳。”

相形之下，手握清廷实权、一朝之大的西太后，在当时除了有时使人传递一下懿旨；或在枢臣会议上照照面发几句不着边沿的空论而外，终日依旧沉醉于深宫之中。与西太后及其亲信顽臣紧相呼应的李鸿章，在他的天津总督官邸固然也显得相当的忙碌，可是他把主要的精力却用在时而会见俄、英等使节；时而主持上呈下达的电文，并不断地向俄京彼得堡和日都东京等地的驻外公使发电探风传令。然而这一切，还是为了推行他的“以夷制夷”的方针，拒不认真备战。在7月1日、7月4日光绪帝接连发出两道上谕，明确指出形势危机“将有决裂之势”；外国的“调停”纯系“徒托之空言”，并指令他“毋庸议”，应立即进行切实的战备部署，以免“贻误事机”。可是，在此后的第3天，即7月6日，李鸿章仍然电令已陷入被包围之中的中国驻朝守军，说“现俄英正议和，暂宜驻牙山静守，切勿多事。”(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16页。)还是把他的赌注押在俄、英身上。直到7月20日，日本侵略者已在朝鲜集结起重兵，而且摆好随时即可下手的架势。而李鸿章，既照样无视中国驻朝守军官兵要求准备自卫的呼声；又继续抗拒光绪帝的严正指令，电示驻朝守将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切记勿忘，汝勿性急。”(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