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光绪帝既不敢与西太后公开分裂；又不甘为出卖国家承担历史罪名。因此，他在公开场面便以所谓“深维至计”(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让众臣议论，他自己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与他关系密切、持见多有相同之处的翁同□的态度却很鲜明，坚持反对割地。直到3月2日，李鸿章在赴日前夕谈到可能议及割让台湾的问题时，翁同□还断然表明“台湾万无议计之理”(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40页。)。在此期间，光绪帝与翁同□依旧日夕接触议事。可以说这时翁同和的言论，也表达了光绪帝的心意。

正因此故，久经官场生涯和熟悉侵略者特性的李鸿章，清楚地知道“关系之重”的割地问题，是他参加中日“议和”的最大难关。因而，他为给日后遭到国内人们反对时找到托词，便坚持“请训”，硬要光绪帝的“面谕”，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让地”授权不可。为此，他在北京赖着不走，一方面与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终日密谋和与外使勾串；另方面大肆制造舆论给光绪帝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后党官僚也甚嚣尘上，连名上奏声张“惟让地一节，著驳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他们连声鼓噪“促鸿章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西太后及其亲信官僚与李鸿章配合得又何等默契。再者，当时的英、俄等列强，为了维护它们各自的侵华利益，也“对中国施以压力，强迫中国接受”日本的某些侵略要求(［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61页。)，促使这场战争尽快结束。

来自内外的这种压力，又都落在了光绪帝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光绪帝被迫作出了有保留的妥协。让恭亲王奕□代传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光绪帝企图以间接的方式、含混的授权来解除他所面对的压力，也为自己留有余地。于是，在3月5日，李鸿章出京准备赴日了。可以说，围绕着是否委派李鸿章为议和的全权代表所激起的这种或明或暗的风波，也是关系着是否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权益，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所展开的又一场尖锐的斗争。

顽固坚持屈辱立场的李鸿章，在草签了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出专人将条约文本于4月21日送到北京清宫。接着，后党骨干、主降官僚孙毓汶等人紧相配合，他于次日便“捧约逼上批准，海盐（徐用仪）和之”，对光绪帝展开了逼迫批约的活动(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6页。)。在西太后的支持下，这些主降官僚竟以卖国为快，恨不得立即批准《马关条约》“了局”。

光绪皇帝，在这期间虽然迫于各种压力，对投降势力时有委从。但是他对日本侵略者却一直不甘屈服，对割地等事始终怀有极大的抵触。因此，光绪帝对这次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的逼迫批约活动，在翁同□、李鸿藻的配合下，由“迟疑”到坚决“不允”(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6页。)，拒绝了签字用宝，顶住了主降官僚的首次进攻。

就在光绪帝拒绝了孙毓汶、徐用仪逼批条约的当天（4月22日），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广东、湖甫等省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通过上书要求废约。接着于次日（4月23日）的一天当中，在清政府里也有120多名各级官吏上奏，“有清廷议者，有驳条款者，有劾枢臣者”，总之“大率谓和约当毁”(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51页。)。至于广大清军将领，也是“一闻和约，义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钦差大臣刘坤一来电》，丛刊（四）第43页。)从而“诸将或号泣谏言，愿决死战，不肯以寸土与人。”(刘侃:《□鼻山房小稿》，丛刊（五），第192页。)就此，在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废约再战的促使下，光绪帝的态度也越发坚定，“意欲废约颇决”(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6页。)。

当西太后与其亲信官僚又经过了几天的密谋。到了5月2日，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仅等权贵又一齐出动，企图利用围攻的办法来胁迫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对于这种情况，易顺鼎在其《盾墨拾余》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上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候否？（这是光绪帝为对付逼攻，又想利用等候了解俄、德、法三国的动向再争取点回旋的时间——同上）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次日用宝(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7——128页。)。到此，创丧权辱国新记录的《马关条约》，便被批准。

《马关条约》在清政府方面是通过光绪皇帝最后批准的。就这一事实的本身来说，光绪帝蒙耻批约的污迹是抹煞不了的。但是这一耻辱事件的由来和促成，又是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从甲午战争以来坚持推行误国方针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再从光绪帝批约的内幕来看，还是在西太后设下圈套之后，由其亲信官僚出面步步紧逼、围攻，使光绪帝陷入不能自主的情况下，被迫签署批准的。因此可以说，促成《马关条约》被批准的罪责，应在西太后和以她为首的清政府投降派身上。事件的原委清楚地说明，在此之中光绪帝只不过是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可悲角色罢了。

逼批《马关条约》，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势力与抵抗派之间斗争的最后一个回合。结果，手握军政实权的、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终于压倒了以光绪帝为首的反妥协、反投降的力量。公道地说，这一可悲结局的造成，主要不应由光绪帝来承担。这是在西太后把持下的清政权越发腐朽的大暴露。

综上所述，西太后、光绪帝和李鸿章，不言而喻，他们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这一基点上并无其二，这也就是他们的“共性”吧。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条件下，在有关这场战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西太后和李鸿章总是上下呼应、步调一致地站在同一边，并围绕着他们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个妥协、投降势力而且这些人又都是清政府中的实权派，左右着中方的战局。因此，他们对中国战败蒙辱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在特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光绪帝，在战争期间，固然也有过委从的表现，有其阶级弱点。但从其对这场战争的基本态度和连贯的政治倾向来看，他对侵略的确具有强烈的反抗性。而且以他为中心，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又结成了一支反妥协、反投降的政治力量，并与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进行了激烈、曲折的斗争。这或可称其为“个性”了。不过，似应指出的是，在当时清朝统治阶级中出现的这种矛盾与斗争，在战争前期，基本表现为，是积极备战还是退让妥协；在抗战后期，又集中在战与降的问题上了。但其实质，却是如何对待侵略者和是否维护民族尊严及国家权益的问题。因此，甲午战争期间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出现的这种矛盾与斗争，无论从其范围和就其内涵来说，都大大地超出了所谓的帝、后之争。事实上，它已变成了清朝统治者之间在政见上的分歧，而且又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所以，不能再把这种矛盾与斗争看成是个人或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