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约与拒约之争中

以西太后为首的妥协势力的求和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日军攻陷威海卫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同时日军又从辽东一带作佯攻之势，给京、津施加军事压力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才公开表示可以进行“议和”谈判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妥协派更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安，甘愿不惜一切代价屈从日本侵略者的狂妄要求，以换取苟安的残局。

光绪帝和抵抗派官员，对此糜烂之危局，一时除了深感“愤极愧极”而“声泪并发”，“流汗战栗”之外，也陷入“罔知所措”的境地＠(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15页。)。

到这时，无论是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妥协势力，还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他们均拿不出挽救危局的良策而陷入困境。就这种表现而言，固然相似。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却是不同的。

从甲午战争以来的实践证明，光绪帝和许多廷臣疆吏一直站在反侵略一边。他们坚定地主张依靠本国力量抗敌卫国，并为些与外敌内奸拼力周旋。可是他们的努力，都在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势力的抵制与破坏下化为泡影，后又被西太后强行决定对日妥协求和，至使全国“战守之心益懈”(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造成敌军踏跛国门的危局。因此，光绪帝始终不认为中国必然战败。直到这时，当孙毓汶叫嚷“前敌屡败”鼓吹中国只有对日屈服求降时，光绪帝当即给予反驳，指出“赏罚不严，故至于此。”(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光绪帝说的“赏罚不严”是颇有含意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对以西太后为首的妥协势力，阻挠、破坏抗战；打击陷害主战力量；一味妥协祸国的一种愤怒抗议。对此，文廷式在后来也说，“不使上得行其志，其成谋固结，非一朝夕之故也。”(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如果不拘成见，应当承认造成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局，光绪帝虽为一国之君，但他是无罪的。他们对后来造成这种可悲的后果，产生“愤极”的心绪是可以理解的。

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攻陷威海卫，最后消灭北洋海军，要通过“议和”迫使清朝统治者完全就范时，矛盾的焦点又集中在清政府是否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改派李鸿章作为“议和”全权代表的问题上了。

随着张荫桓、邵友瀛被日本驱逐的消息传来，田贝又向总理衙门传达了日本要求派李鸿章赴日的意向，并透露了“议和”谈判要涉及到“割膏腴、偿巨款”的问题(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随后田贝更明确地说出:“非有 让地之权者不必派来。”(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7页。)当这种情况发生后，西太后即与其亲信孙毓汝、徐用仪等人进行了密商，而且她的态度遂即确定。于1895年2月12日西太后在单独召见枢臣时，便明确指出“田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李鸿章）”，并且她当众决定“即暮伊（李鸿章）去，一切开腹，即令来京请训，”这时，恭亲王奕□传言“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意思是说，光绪帝对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持有异议。听到此话，西太后大发肝火，声称“我自面商，既谴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6页。)就这样，西太后又次独自决定，派李鸿章为“议和”的全权代表。

西太后强行作出以上的决定，更清楚地说明，到这时她既已确定了对日投降的方针，而且又把其希望完全寄于李鸿章身上。至此，共同的屈辱心理又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可是西太后深知，这桩事确有蒙受“千古罪人”的风险。

于是，当她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确定了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之后，便声称“肝气作疼，左体不舒”(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6页。)，装起病来躲入深宫。西太后又企图利用这种办法，来迫使光绪帝投向她设下的陷井，准备在日后把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光绪帝身上，这真可称为阴谋家的一大“妙”算。

果然不错，在2月22日李鸿章应召来京后，原先坚决要与李鸿章进行“面商”的西太后，这时却继续托病，让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传话“不能见，一切遵上旨可也。”(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40页。)把此事又一股脑儿地推给了光绪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