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统治地位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于是“事机危急”的心情，在他们的心目中迅速地占据了突出的位置。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开始跳出了在内部争权的圈子。当然，在初期阶段，为了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光绪帝也曾同意中日双方协议自朝同时撤兵，与李鸿章的主张相合。但在遭到日方拒绝后，光绪帝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到7月中旬，他就公开站出来“一力主战”自卫(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480页。)，不断电谕李鸿章加紧“预筹战备”(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7页)，全力筹划御敌之策了

在清王朝内部，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卫国，在清中央首先使一些有抵御外侮要求的帝党官员受到了鼓舞。如侍郎志锐等人，到这时纷纷上奏，大力主战，并抨击后党官僚和李鸿章等人“因循”误国的丑恶行径，直接支持光绪帝的备战主张。在这时，就是平时对西太后“栗栗恐惧”的翁同和，在一些枢臣会议上也敢于陈述己见了，与光绪帝紧相呼应。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与帝、后之争没有直接关连的一般官员，他们出自“忧国”的心情也出来公开言战，与光绪帝上下配合，使清廷统治集团出现了裂缝。

光绪帝公开主战，在整个的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光绪帝指令各地积极准备战守之后，许多地方官也先后上奏表示遵行，有些人还主动为准备抗击日寇献计献策。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大声疾呼“朝鲜近在肘腋，……唇亡齿寒，…不能不举国争之”(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41页)，积极拥护光绪帝的备战主张；湖南巡抚吴大□，还“电奏请统率湘军赴韩督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第37卷，第5页。)，要以实际行动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当时，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张之洞、刘坤一，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尤其对帝、后的纠葛都怀有戒心。但在张之洞得知“上主战”(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4页。)的消息后，他的态度也逐渐向全战方面靠拢。如当他得知光绪帝指令沿海要地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5页)时，便向其属下传达“朝廷甚注意江防”(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7页。)。在他的主持下，于长江一带较认真地做了一些江防工作。这时刘坤一的对日态度，也日益趋向强硬。在此后随着战局的演变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态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明朗。总之，在外敌当头的紧要时刻，光绪帝挺身而出公开主战，积极筹划备战御敌之策，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如国子监司业瑞洵所说，由于“皇上宸衷独断”，力主抗战御敌，则使“凡有血气（者），匪弗攘祛思奋，敌忾同仇。……争献御侮折衡之策”(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154页)；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也说，“皇上宵肝焦劳，实足以感动天下臣民敌忾同仇之志。”(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55页)可以认为，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光绪帝公开主战御敌，对于促使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分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一切有抗击侵略之心的人，都集结在光绪帝的周围，从而又形成了一支与妥协势力相对立的政治力量。事实上，从此之后，围绕着如何对待日本的战争威胁，清王朝统治集团的确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而这种分化和组合虽与原来的帝、后党争并非毫无关系，但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是迷信外力还是立足于本国

中日甲午战争，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说，又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战前，英、俄等列强，为争夺中国已经在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当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除了美国继续公开支持日本之外，英、俄产生了错综的心理。它们既唯恐日本插足中国，可能触犯其在华的侵略权益和打乱它们争夺中国的计划，对日本都存有戒心；同时，它们对中国又均采取了一种伪善的态度。

然而事实说明，无论英、俄还是其他列强，对半殖民地的中国都是各怀鬼胎的。它们散布的“同心”也好；“调处”也罢，都是为了实现其各自的企图所玩弄的伎俩。面对明火执仗的日本侵略者和心怀叵测的其他列强，对中国来说，是把国家的命运完全押在这些所谓的“调停”者身上；还是在立足于本国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备战迎击日本的战争挑衅？显然这是关系着保卫祖国还是贻误国家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西太后及顽固派官僚的昏庸、愚昧和李鸿章的怯懦性汇合成一个共同的对外心理，那就是由惧外到媚外。在中日开战前夕，西太后固然曾表示过赞成“主战”的意向，但从她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其内心里还是想采取对外交涉的惯用手段，无非认为再通过李鸿章对外周旋一番即可了事。实际上，她对这些外来的“调停”者是怀有极大幻想的。只是当李鸿章在外公开活动时，她未便直接出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