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不服判决，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在第一次审判中，各位法官仍然不能形成统一意见，以大法官雨果·布莱克为首的一派谴责种族隔离是希特勒式的信条，而反对者斯坦利·里德却声称：“啊，我的天哪，这（取消种族隔离制度）意味着一个黑人也可以走进五月花街的餐馆，并坐在与里德太太相邻的一个桌子上吃饭。”有意思的是，最高法院这次没有对隔离制度合法与否做出判决，但却为案子朝着有利于黑人的方向预留了空间。在对这个案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起诉驳回，这意味着布朗还有上诉的机会。法官们汲取了引发内战的那个判决的教训，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

1953年，时机终于到了，但却是悲剧性的。相对保守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文森突然去世，这意味着总统必须任命一个新的首席大法官，而这个法官的态度将对布朗一案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个时候，总统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任命伊尔·沃伦接任首席大法官，这个伊尔·沃伦是个坚决的反种族隔离主义者。总统对此事的态度已经不言自明，这让大法官们信心倍增，因为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即使他们做出利于黑人的判决，最终也得不到执行，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果然，在伊尔·沃伦上任后不久，便宣布对布朗一案重新听证，很快，最高法院便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宣布托皮卡教育委员会的做法是不合法的。这个判决极大地增强了黑人的维权意识，黑人群体开始意识到，联邦政府、最高法院这一次终于站在了他们一边。于是，黑人通过法律维权的行动开始大大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威尔本人就是德裔移民，但二战后不久，美国人仍然选择了这个德国人的后代做他们的总统，他也是美国历史上很受民众尊敬和爱戴的总统之一。

美国人的“全民运动”

经过黑人的抗争以及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努力，民权运动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于黑人来说，他们需要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来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黑人们还缺乏一个能够影响白人社会的领袖。而对于美国联邦政府以及许许多多的白人来说，他们也同样需要一场运动来修正这个社会的顽疾，最终使美国真正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他们却始终担心：黑人运动会走向激进，甚至反对美国政治体制。在这个时候，马丁·路德·金出现了。他即时地将黑人与白人统一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对于黑人来说，马丁·路德·金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他深厚的知识，以及条理清晰、雄辩有力的演讲，征服了那个时代。然而，赢得黑人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对于马丁·路德·金来说，他必须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

马丁·路德·金出生于南方一个比较富裕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牧师，母亲是教师，在当地都有很高的声望。从小成绩就十分优异的金，也是中产阶级家庭好学生的典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黑人中产阶级，往往能得到白人社会的支持和同情，因为他们有相似的美国价值观，金也不例外。到北方求学后，马丁·路德·金开始系统地接受宗教文化以及政治学方面的知识，这段求学经历使他对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深地认同感。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他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由衷地赞扬。和很多白人一样，马丁·路德·金也把解决黑人问题看成是美国对自身制度的一次自我修正和完善，是全体美国人的一次自我救赎，而不仅仅是黑人的事。他曾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我们反抗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反抗这一制度，不如说是为了更加完善这一制度。”这些表态使得很多美国人消除了对黑人运动的疑虑。

很多人都知道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是非暴力的，的确，从抵制公车运动、入座运动到进军华盛顿，几乎没有发生流血事件。金年轻时曾在印度游学，专门从尼赫鲁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甘地的思想和故事。不过，和“老师”不同，金不但崇尚非暴力，而且还主张积极地与美国白人社会融合。实际上，在民权运动非暴力的表征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合作、融入精神。

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骨子里却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马丁·路德·金通过对基督教精神的阐释，赋予了黑人运动合法性。而通过基督教精神赋予某种行为以合法性，是美国白人一贯的思维。马丁·路德·金曾在196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政府赋予的，而是上帝赋予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针对南方三K党的演讲中，金说道：“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灵魂的力量，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你们可以继续你们的暴行，我们依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打得半死。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将耗尽你们的仇恨，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回来。”

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打动了无数美国人，他们果然都被赢回来了，在整个民权运动期间，除了黑人组织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外，美国白人社会也站到了金博士的一边：

在大学里，成千上万的白人青年，不顾生命危险来到南方偏僻地区，教黑人如何选举，如何登记成为选民；在北方，不断有志愿者奔赴南方，用与黑人同乘一辆公车的行为表达对运动的支持；在白宫，肯尼迪兄弟派出联邦武装力量，到学校保护黑人孩子的安全，而南方人林登·约翰逊更是在肯尼迪死后推动国会最终通过了《民权法案》；即使在南方，不少种族主义者也转变立场，开始同情黑人运动；而那些向来就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新闻界，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民权运动展开报道，他们将黑人与白人在一起抗争的镜头，忠实地呈现在美国普通人的面前，感染了无数普通美国家庭，没有自由派新闻媒体的同情和支持，民权运动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力。

在民权运动时代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梦想而奋斗着，他们不是为了去推翻什么，而是为了更加完善自己的国家，净化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