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的声音

利益驱动着移民建立奴隶制，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利益面前，放弃了对道德的追求和人性的反思。1640年，北方的马萨诸塞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史密斯的船长去非洲西岸送货，这本是一趟平平淡淡的旅途，然而不知怎么的，船长回程时突发奇想，决定抓几个黑人回北美出售。为了赚取最大利益，省下一笔中介费，他没有去当地的奴隶交易市场，而是亲自去抓捕，他带了几个船员，突袭了一个小村落，那些毫无防备的黑人，立即成为了战利品。在当时，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非洲西海岸每天都有这种悲剧发生，连黑人自己也参与其中。然而，船长却没能实现发财美梦，非但没有暴富，回到马萨诸塞后的史密斯立即遭到逮捕，马萨诸塞当局将黑人释放，并用公款遣送回非洲。

马萨诸塞如此善待黑人，绝不是为给自己立个道德牌坊，做秀给后人看。其实在当时，反奴隶制的思想已在居民和官员中形成了共识。马萨诸塞是清教徒聚居地，前文已说到，清教徒是怀着虔诚的宗教理想而来的，如果没有这种理想，他们大可不必跋山涉水。这种宗教理想，就包括了对人人平等、自由的追求。

不仅是马萨诸塞，在奴隶制形成的过程中，北方很多州都曾激烈反对。如教友派控制的宾夕法尼亚，相对清教徒，他们对平等的追求更加强烈。他们曾在一次会议上发出这样的宣言：我们反对这种针对人的肮脏交易，他们是黑人，但是我们无法想象，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有更大的权利令他们为奴，就像我们对其它白人，也没有这种特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不同肤色、不同辈分、不同血统的人都应该一视同仁。

英国人的阻挠

按理说，既然反对奴隶制已有了一定社会基础，那么它的废除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独立之前，北方各州不可能做到，最大的阻力，还是利益。

1712年，宾夕法尼亚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对进口奴隶课税，这是第一个以奴隶制不道德为由而对其进行惩罚性课税的殖民地。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反对奴隶制，为什么不干脆直接禁止。其实，宾夕法尼亚有自己的苦衷。1712年时，各殖民地尚未脱离英国，独立战争是半个世纪后的事了，那时各殖民地压根儿还没有闹独立的思想，他们的命运还在英国的掌控中。而英国政府，恰恰是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之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最大获益者。

1662年，看到奴隶贸易有利可图的查理二世，颁布特许状给“皇家非洲贸易公司”进行奴隶贸易，这迅速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可想而知，假如宾夕法尼亚强行禁止奴隶制，会有什么后果。即使是1712年通过的那项不那么激进的法案，也被英王下令不许实施。除了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也有类似命运。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北方各州的清教徒们不断通过立法方式，挑战奴隶贸易，然而每次都遭到失败。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到独立战争后得到改变，因为殖民地独立了，英国管不着了，于是美国北方的大多数州顺利地废除了奴隶制。奴隶制只在南方几个州继续存在。

如何摆脱道德焦虑

我们已知道，在奴隶制问题上，白人始终面临着道德与利益的煎熬。北方多数清教徒反对蓄奴，自己也不蓄奴。当然，也有很多人自己蓄奴，并且从来不觉得在道德上有任何愧疚，这些人主要存在于南方。为什么南北有这么大的区别呢？简单来说，北方的移民，都是一些政治、宗教移民，他们原本的社会地位就较高，道德追求也较高。而南方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下层社会，甚至是一些穷凶极恶的罪犯，这些人不讲什么道德仁义，来北美只是为混口饭吃。最典型的是佐治亚州，英国政府成立这个州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最穷的人移居至此，一方面给他们致富机会，一方面摆脱沉重的负担。历史证明，这个州成为了奴隶制最坚定的捍卫者。

在这两种人之外，还有第三种人，这种人最麻烦，也很难理解。他们内心里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却仍做着奴隶主。本文开篇提到的帕特里克·亨利就曾忏悔道：“有谁相信我是购买奴隶的奴隶主？没有奴隶，生活将有许多不便，这个事实使我成为奴隶主，但我无法证实它的合法性。”而乔治·华盛顿在宣布自己死后将释放奴隶时说：“在我满头白发之前，我将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奴隶已不再是我非常棘手的财产了。”

理解这种矛盾并不难。虽然基督教中上帝是不允许奴隶制的，但在实践中，移民们却变着法子找到了一个符合上帝要求的理由。

弗吉尼亚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这个州的很多奴隶主，就是典型的第三种人，华盛顿就是弗吉尼亚人。巧合的是，这个州在地理上也位于南北交界。很多弗吉尼亚人对蓄奴感到良心不安，可又无法抵御利益的诱惑，于是他们在立法中规定：该州居民不得从非洲沿岸进口或直接拐卖奴隶，只能从南美或加勒比海进口“二手奴隶”。在弗吉尼亚人看来，假如自己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到非洲沿岸直接用武力强迫自由黑人变为奴隶，就能减轻不少道德罪恶感。因为当他们购买黑人时，他们已是奴隶身份了，自己只是将他们换了一个工作地点而已。这颇能代表当时很多州蓄奴者的思维。史密斯船长之所以被逮捕，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直接用武装去掠夺。这种逻辑看似虚伪，但在当时，这种对人性的理性反思其实十分罕见，只要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发现：我们很难在史料中，看到曾经参与过奴隶贸易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阿拉伯人、非洲的土著酋长们，有过类似思考。微不足道的进步也是一种进步。

北方为什么妥协

独立战争前，这种道德与利益之间的矛盾，仅仅是各个殖民地内部的事，但自合众国诞生之日起，这种矛盾便迅速扩大，成为关系着美国前途命运的问题。

很多人至今无法原谅建国之时北方对奴隶制的容忍。其实，托马斯·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写下了谴责英王参与奴隶贸易的内容，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废除奴隶制，但它一旦通过，就将作为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的根本精神原则，从而使得蓄奴者时时刻刻面临巨大舆论压力，奴隶制废除便是迟早的事。南方各州当然不愿束手就擒，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经过激烈争辩，大陆会议最终决定删除这部分内容。很多人认为北方的妥协是意志不够坚定的结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北方坚持废奴，南方便极可能从这个联合体中分离出去，这种矛盾也会被英国人利用。本来各殖民地联合起来都无法抗衡强大的英国，如今再分裂，美利坚合众国必定胎死腹中。在现实的政治利益面前，北方妥协了。这对黑人来说很残忍，他们都没有资格参与到这种讨论中，命运就被决定了。然而，政治就是如此，在利益面前，道德与理想往往只能暂处下风。

然而，只要这种对人性的思考没有终止，只要这种自觉性的道德反思广泛的存在于民众之间，在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就始终会存在一股强大的道德舆论推力。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力量，林肯总统无法获得北方民众的支持，打赢那场战争；马丁·路德·金也不可能赢得多数白人的同情和鼓励，从而制造出一场撼动全球的黑人民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