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战争经历的国家进行共同历史研究、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以达成历史共识与和解，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重建，在欧洲有着较长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欧洲经验可以在宏观认识和具体策略上给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和教科书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但中日历史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在许多方面无法复制欧洲经验，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需要参与各方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努力。

首先应当指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欧洲同类研究的关注和借鉴最近才开始，语言障碍又使中国学者无法迅速获取相关资讯，因此，中国学者对欧洲共同历史研究经验的了解还是初步的、肤浅的。但从已经了解的信息看，我们确信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帮助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顺利进行，同时也必须看到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中日学者在面对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必须做出创造性的努力。

一 欧洲历史问题和东亚历史问题的相似性

(一)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有极强的关联。

无论欧洲还是东亚，都有改善双边关系、营造新的区域关系的强烈愿望，历史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和平友好国际关系的建立，而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符合相关国家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点是共同历史研究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

邻国是“搬不走的邻居”，无论是否喜欢，都得在地域上共存，而“恶邻”显然会制约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当前日益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趋势中更是如此。对于有过战争和冲突经历的国家间关系来说，历史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学术问题，它与现实中的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现实既可以柔化也可以激化历史问题。

德国与法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时期的欧洲，德法属于同一战略阵营，其国家利益有极强的关连性，而且，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在欧洲框架内建立和平共存关系抱有兴趣。这一背景使德法历史教科书合作得以顺利展开，两国共同参与的“教科书联合委员会”( joint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51年开始召集，《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的协定》(German-French Agreement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Europe an History)也于该年达成。德法两国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册于2006年夏季出版，这可以视作到目前为止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尽管法国是德国主要的受害国之一，尽管“协定”达成之后出版的教科书远非完美，但两国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

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比德法合作要晚得多，也要困难得多。冷战时代，西德与波兰分属不同的战略阵营，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波兰对其西部地区的德籍人口采取强硬手段，等等。这些因素使波兰与西德的关系紧张而脆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愿望和需求。在德波教科书委员会(German-Polish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72年组成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教师和宗教人士对此进行了相当的努力；当教科书委员会成立时，大多数成员对相关讨论并不陌生。但这一合作真正取得进展，是在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实行“新东方政策”、《华沙条约》签订之后。合作的道路显然充满争议和困难，而且， 1976年出版的《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e FR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各说各话。两国历史问题在1989年之后获得了全新的解决空间， 1990年代初期德波边界协定签署，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环境随之宽松，共识最终超越了分歧(虽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也与现实政治和外交关系息息相关。中日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公开争议始于1980年代初期， 1990年代之后日趋激化，这显然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地位提升、中日两国在区域政治和国际政治中角色和影响力出现结构性变动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