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奉命巡察边事。宦官同时也是皇帝的耳目，他们也经常被派往边境，担任临时性的差遣，了解情况，以助皇帝做出正确的决策。仅《宋史·宦者传》中，明确记载奉旨巡察边事的宦官就达10人次。而其原因与目的，也是五花八门。

有检阅边境战备者。如秦翰“淳化中，使河东，阅视堡栅兵骑。” 张惟吉“按视鄜延、环庆两路器甲，并访攻守利害。”皆属此类。

有了解敌我情势，以助决策者。如至道三年，秦翰“出使灵武”，其时灵武尚在宋军控制中，秦翰的真实目的乃是“图上山川形势”，以助真宗决策。⑾又“雍熙中，温仲舒谕酋豪使献其地，徒众渭北。言者以为生事，请罢仲舒。太宗遣（蓝）继宗往按视，还奏二砦据要害，产良木，不可弃。” 神宗将复熙河，命王中正先往“规度”，皆属此类。

有犒军者。元丰五路伐夏后，奉命“抚犒士卒”者，便是宦官刘惟简。

有为安抚“羌戎”者。如大中祥符间，“夏州属户有扰境上者，即日遣（秦）翰往脽上按视，遍巡边部。”“淳化四年，命（张崇贵）乘传之延州招羌戎之内附者，发库钱犒给，以金币赐酋领。”

（四）执行边境经济政策。北宋宦官曾经广泛参预宋朝的经济活动，对此学者早有论及。⑿而以经济手段打击或安抚西夏，则素为北宋政府重要的外交策略。宦宦参预执行宋朝在宋夏边境之经济政策，大体有两类。一类如张崇贵任制置沿边青白盐事，是为针对西夏而采取的经济封锁；另一类则以宦官李继和为代表，《宋史·李继和传》记载:“沙苑阙马，诏秦州置场以券市之，（李）继和领职不数月，得马千数，而人不扰。”主要以市马为目的边境贸易，是宋朝军马的重要来源。

（五）参预决策。北宋宦官除了在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中发挥作用外，甚至还参预决策，直接主动地影响宋廷的对夏政策。其大者如雍熙中，宋廷欲招募西北“边部愿攻契丹者”，为窦神宝谏止；张崇贵请求设置缘边安抚使（未采纳）；张惟吉出使西夏后，请“预饬边备”，后又反对夏竦、韩琦深入之策，主张“持重伺变”；元丰五年李宪建议再举取灵武，得李舜举面奏极力反对，神宗“始信之”，遂罢其役；⒀童贯倡议进筑横山等等。其小者诸如阎承翰使还，“请于浦洛河置馆，以待夏台进奉使”（未采纳）；元丰五路伐夏后劳师，刘惟简请求“均予之”以防不测。宦官们可谓深刻地影响着宋朝的西夏政策。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外，在某些特殊的时期与地区，宦官甚至还曾经权知州事，主持司法。如窦神宝在慕容德丰未就任延州知州前，曾经“权州事”。宋真宗时，“内属户杀汉口者止罚孳畜”，张继能以常法处置，使“西人畏而不敢犯”，由此亦可知宦官亦曾握边区司法之权。

三、宋夏关系中的北宋宦官的群体特征及浅析

《宋史·宦者传》较为集中地保存了北宋宦官的资料，考察其中涉及宋夏关系的24名宦官的事迹后，我们可以发现入传的宦官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群体特征。

（一）军事色彩浓厚。凡此24名入传宦官，以及散见于其余史料的宦官，其身份之军事色彩非常浓厚，此为最直观之特征。如前所叙，24名入传宦官，其中有17名明确记载担当过军事职务，而其余7名宦官的职务，或者与军事相关，或者在其他时间也担任过军事职务。如阎承翰，虽史载其涉及宋夏关系之职务只是赵德明加恩官告使，但据《宋史·阎承翰传》记载，宋真宗曾对宰相说:“承翰虽无武勇，然涖事勤恪。”遂使之担任“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都钤辖”。至于其余如蓝继宗、刘惟简、李继和等六人，或涉及西夏之职务本即与军事有关，或曾经担任过军事职务，或二者皆有，竟无一人之身份未具有军事色彩。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追溯历史，可以找到一部分解释。历史的演进，具有极大的惯性。虽然宋朝的建国者努力想要革除晚唐以来的弊政，并且做出了相当的改革，但即便宋人亦早已意识到“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之事实⒁，晚唐五代以来的许多制度，依然被沿袭下来。自唐代以宦官监军，到典兵，沿至五代，人皆习以为常。宋太祖时虽信任边将，较少以宦官监军，但以宦官监军、典兵之弊，却并未完全革除。开宝二年征太原，李神祐便已率卫兵“斩贼甚众”，其后他又参预平南汉之役，督军镇压周琼叛乱；至于曹彬平南唐之役，李神祐、王继恩辈，皆在军中。至太宗时，每以阵图钳制边将，宦官监军或典兵者更盛。加上宋朝制度，“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方得“预选充押班”，⒂则边功更为宦者进身之途。是以此24人身份皆具军事色彩，实有因袭前弊及制度上之原因。非止此24人，凡《宋史·宦者传》提及之宦官，泰半以上，皆有军功。

除此历史之因循外，宋夏关系之特殊性，亦是原因。自李继迁攻夏州起，至北宋灭亡144年间，宋夏之间不能谓无和平之时。然此所谓之“和平”，却不过是“战略妥协”或“绥靖”之别名，此144年间，双方关系之实质，要么是西夏为建国、称帝、掠夺而战，要么是宋朝为靖边、恢复而战。相比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之长期缓和，西夏于北宋，是最为实际的外患，亦是进取之首要目标。即使赵德明为生存而进行战略性妥协之时，双方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依然不绝，双方从未有过较长时期互信的基础。是以《宋史·宦者传》中，涉及宋夏关系之宦官身份军事色彩尤为浓厚，实亦不足为怪。

（二）“准士大夫倾向”。这里所谓的“准士大夫倾向”，是指这24名入传宦官之价值观与客观事迹，有部分表现出一种“士大夫化”的倾向。换言之，如若我们暂时忽略其“宦官”之特殊身份，则其所作所为，与一般之宋朝士大夫，已很难看出分别。

所谓“谨礼法以维君子，明威罚以御小人”，⒃重视礼法，将自己纳入礼法体系中，并且自觉的维护礼法体系，是宦官“士大夫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的方面:

谦退。至道中，以宦宦刘承规“同签书提点枢密、宣徽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刘承规随即上表恳辞。大中祥符年间，刘承规“以疾求致仕”不成，又“以廉使月禀归于有司”。除刘承规外，秦翰曾经表让皇城使、入内都知；张崇贵曾“上言久去乡里，愿得告归葬父母”；张继能以衰老求解职；蓝继宗累章上表求致仕，又固请罢都知，史称“每领职未久，辄请罢。家有园池，退朝即亟归，同列或留之，继宗曰:'我欲归种花卉、弄游鱼为乐尔。'”；而《宋史·张惟吉传》也记载:“凡内侍领内东门，次迁勾当御药院，而惟吉纔进官，众以为薄，惟吉欣然就职。” 如此行为，实已颇类士大夫，不仅在北宋以外的宦官群体中极为罕见，较之北宋某些士大夫恋栈贪权，甚至要谏官弹劾方肯致仕，这些宦官反倒更象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