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爲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爲教学的参考资料。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幷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爲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爲自己的学生作爲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爲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幷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

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爲我当时还年轻，更因爲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幷把我和他的名字幷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爲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爲“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同学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到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从主掌“学生人大”到始建“政治代表队”

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爲北大优秀毕业生。

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这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