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自己的政治生涯一样，邓小平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也经历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他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而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则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

邓小平和他的第一位妻子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漂亮、温柔、开朗、热情的张锡瑗，朋友很多，追求者也不少，可她最终选择了邓小平。1928年初，两人结为夫妻，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当时住在他们楼上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没想到，张锡瑗偏偏在生小孩时难产，因产褥热而不幸去世。

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了一位好妻子、好同志。多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对张锡瑗的怀念深深地埋在心底。解放后，邓小平与卓琳一起去上海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并取出被水淹的遗骨，安葬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1931年7月，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和他同岁的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后来两人结为夫妻。1933年，邓小平被划为“毛派分子”，遭到“左”倾领导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他被关进“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了他面前。为了不使妻子受株连，邓小平狠狠地一咬牙，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金维映于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死于战乱。邓小平气度很大，对在挫折期间离己而去的金维映并无怨言。

1939年，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战友、朋友们热心地将陕北公学毕业的卓琳介绍给他。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但当时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可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她却一点儿不清楚。然而，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两人联系到了一块儿。这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杨家岭的山坡上，他们与另—对青年男女一起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婚礼上，大家开怀畅饮，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就饮，一杯接一杯，竟然未醉。熟悉邓小平的刘英对他如此“豪饮”而不解。纳闷中，丈夫张闻天悄悄告诉她，“里面有假”。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几天后，卓琳就随新婚的丈夫一起，奔赴前线。

卓琳是1952年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的。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她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可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始终也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的心去安抚丈夫。邓小平之所以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自己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家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溢于言表。（摘自《触摸红墙——走进伟人身边》，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