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要私方向公方提意见

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陈叔通致开幕词，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祖国的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陈云、陈毅分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会议期间，工商界人士大都表示要拥护改造，有的还作了检讨。但是，有些公方代表向资本家示意，泛泛地作自我批评似乎还不够，挖“思想根子”挖得越深越好。结果，好多人原来写的发言稿不对路，只得重写。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精神准备，感到很为难。有的人急得睡不着觉，会议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在此情况下，章乃器向工商联提了意见。11月15日，“中共中央对资改造十人小组”研究了章乃器的意见。陈云说，资本家到北京来开会，历来是对公方提出批评意见，这一次不能让他们只作自我批评，而不批评公方。于是，陈云指示李维汉去找陈叔通谈一谈，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准备收集一些私方对公方或公股代表的意见，请他们在小组讨论中提出来。另外，他希望大家发言要讲一讲过去公私合营企业从私方角度看公方工作有哪些不妥之处。同时，还通知各地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不要去勉强那些不愿在大会上自我批评的人去作自我批评”。在陈云的关注下，一度紧张的气氛得以缓和。

让资本家自愿接受改造，这不只是做资本家的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许多资本家回到家里还得听老婆的话。在这次工商联执委会上，不少资本家说了这样的话：“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还有人说：“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回去还不抵老婆一席话。”针对这种情况，11月16日，陈云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指出，除了教育资本家本人，还要教育他们的家属，这个教育“很重要”。

实行5%%的定息，高于当时银行利率

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1月14日，他对《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进行了修改，加了很多话。他在批语中说：“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毛泽东继续写道：在那个时候，资本家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只要不是懒汉，只要是愿意诚恳地工作的人，就“永远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

决议草案经毛泽东、陈伯达、柯庆施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决议的起草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仅半个月就完成。11月17日，毛泽东将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审阅。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唯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

1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时，毛泽东还在杭州。陈云在会上作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介绍了几年来的工商业改造情况。在谈到资方人员的安置问题时，陈云表示：“都安置起来，就要给他们饭吃。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还让他吃下去。”还有，同业公会的组织也应该保存下来，如果取消了，那些人就没有饭吃。应广泛吸收资方实职人员参加各种工作。每个行业的代表人物，都要给他们一定的地位。

他举了一个例子，上海三笔公司有位副经理是女的，叫汤蒂因，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这种副职将来还可以多设一点”。总之，不应该让有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对资方人员来说，工作安排之后，他们怕的是降低工资。将来定息没有了，如果工资再降低，那可是左右打耳光，两面夹击。所以，陈云认为，国家不能这样做，应该“网开一面”。就是说，既要把定息确定下来，又要保留工资。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利息该定多少，当初考虑年息1％到6％，行业之间保持不同的息率。后因情况复杂，不易区别对待，所以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