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我们不能躺在恢复高考的功劳簿上

刘道玉

嘉宾简介：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蔡阳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刘道玉文字实录，采访整理：郭睿

恢复高考在当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凤凰历史：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你作为亲历者，能回顾一下当年的情景吗？

刘道玉：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恢复高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确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恢复高考这个事件之所以影响重大，当时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现在人都不知道，不以为然，恢复高考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如果弄不好的话很可能会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形势，华国锋还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仍然还在起作用。“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就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的坚持。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因为取消高考和实现16字的招生方针，是1971年全教会的文件决定的，经过党中央批准，毛主席圈阅的。因此这个事件等于是在毛主席头上动土。

当时两个凡是和两个基本估计（指的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编辑注）就像两个紧箍咒一样，束缚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紧箍咒，都不能动弹。

在这个情况下，我被借调到教育部。我当时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我跟党委书记说了，我是借调，我是不愿意当京官的，我很讨厌北京。谁知道我到教育部去一个月以后，中央组织部任命我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的司长，当时我领导的高等教育司相当于现在教育部六个司，基本上有关高等教育的工作都归我管，因为当时教育部的副部长都不懂教育，更不懂高等教育，所以只要是高等教育工作都由我来负责。

上任伊始，我就把高等教育司的工作跟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工作结合起来，我身兼二职，作为高教司的司长、党组成员参加教育部的领导，又是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的组长。

“十六字”方针就是开后门的方针

凤凰历史：在教育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刘道玉：在这个形势下我的工作从何开始呢？就从调查研究开始。

我先后到了辽宁、天津、北京郊县做调查，当时革命委员会还没取消，各省市县都还是革命委员会，说明当时那个形势还是很严重的。当时顺义县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姓姜，姜子牙的姜，他一席话对我震撼很大。他说现在大学虽然开始招生了，但是我们工农子弟依然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十六次方针说到底就是四个字的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实际上自愿报名、群众推荐，这是一个幌子，学校复审也是走过场，关键问题就是领导批准这四个字，因此这十六次招生的工作方针就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是以权谋私的方针。只有恢复高考，我们工农子弟才能获得同等的考试权利。而且他说你不服气你去查一查，文革以前通过高考上大学的到底的是工人子弟多还是城市的知识分子多，我回忆是的，我本身就是农村考上大学。这个话对我震动很大，而且他说的很恳切，如果不推翻十六字招生，大学没有办法办，工农子弟依然没有上大学权利。

这个发言让找到了高教司工作拨乱反正的突破口。高教司的工作负责高等学生的工作，招生计划、培养计划、培养目标都是我负责的。所以不推翻十六字方针，我们大学就没办法办，就没有办法保证教学质量，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这个事情都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

正好一个月以后邓小平复出了，他主动向中央请缨，抓教育、科技这两个重灾区。邓小平办公室通知教育部，准备开一个教育工作会议，科学院派17个专家，大学派16个专家参加，教育部的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以及有关的干部参加了。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方毅也参加了，70个人左右参加会议。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为什么选择四川厅呢？邓小平四川人，所以他有一个亲切感。会议8月4日正式开始，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启发下、引导下，会议还是踊跃发言。当时大家还是心有余悸，高举毛泽东无产阶级伟大旗帜继续革命，革命委员会都还在。开始还是有顾虑。

我们不能躺在恢复高考的功劳簿上

凤凰历史：会议是怎么决定恢复高考的呢？

刘道玉：到了8月5日，武汉大学一个代表査全性一直没有发言，5日他找我，他说道玉，我坐了三天我没讲话，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那我再讲什么呢？我说，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个题目没人讲，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讲，就是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他一想，是啊，其他人都没讲到，他说好，我明天就讲这个题目。我们讨论了一下，他当晚做了认真准备，第二天讲的确实不错，讲的时候邓小平很感兴趣，邓小平就问，今年恢复来不来得及，刘西尧思想当时是很保守的，刘西尧说可能来不及了，因为1977年招生工作会议，7月5日在太原已经开过了，一个月以前开过了，可能来不及了。邓小平说，看准的事情就不要等，开完了招生工作会议，再开一个就是了，就经过邓小平这一拍板就定案了。

我们8月6日会议结束，8月13日紧急又通知各个省市召开当年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从8月13日开到9月25日，争论不下，还是心有余悸。各个省市，各个院校代表都感觉这个是冒险的，恢复高考是冒险的，因为把十七年说成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当时没有推翻黑线，争论了44天，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不了。大概在9月20日左右，邓小平就把刘西尧、雍文涛，教育部排在前三名的教育部副部长叫去开会，他说你教育部现在还不主动，你们很被动，你们要争取主动，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我看招生工作会议不要再开下去了，马上结束，9月25日就结束了。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拍板，第一次拍板在座谈会上要恢复高考，第二次拍板是招生会议开不下去，开了44天，邓小平说马上结束，赶快恢复高考。

虽然会议争论非常激烈，但是制订的文件，招生文件纪要还是非常开明的。当年规定恢复高考以后招生学生的年龄，婚姻，婚否，出身，都不受限制，这就为1977年恢复高考，广泛地招收学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然的话，一些出身不好的子女依然还是不能上大学。那情况很紧急，才结束会议，马上组成高考命题小组，印发试卷，组织考场，组织报名，发通知，很紧急。但是说明恢复高考顺应了民心。虽然会议争论很紧张，但一切准备工作非常顺利。当时经济还是很困难的，连印试卷的纸都没有，把印《毛选》的纸，借过来印考试试卷。整个出题、考试、报名都非常顺利。当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奔走相告，这个机遇给他们带来了命运改变的时机。所以1977年报名大概有560万人，录取了27.5万人。1978年报名了460万人，录取了28万人，1979年报考了400多万人，录取了40.2万人。这三届考生都由知青为主，这就是过程。

恢复高考它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仅仅是恢复了文化革命前的做法而已，所以我们不能够躺在恢复高考的功劳簿上，我们也不能以功臣自居，应该与时俱进。

恢复高考有力推动了拨乱反正

凤凰历史：你现在怎么看恢复高考的意义？

刘道玉：恢复高考的作用很大，我现在新认识，过去没有谈到的，主要意义是表现在三点。第一点，有力地推动拨乱反正。刚才不是说了吗？拨乱反正没有办法进行，一拨乱，差不多都要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毛主席指示，谁敢说是乱？结果实际上乱就乱在毛泽东。所以恢复高考它就是推翻两个凡是的前奏，可以这么说。既然“两个基本估计”是毛泽东参与的，那“两个凡是”是毛泽东参与的，人民质疑它就顺理成章了。你看一直到1977年3月19日中央才正式决定否定“两个基本估计”。所以当时恢复高考它跟推翻两个基本是因果关系。到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就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评论文章，在全国引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就是说它隐喻了要用实践来检验毛泽东的话是不是正确。这是继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史上面第二次思想解放，而且它的直接深远意义就是为今后的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解放了大批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从1967年到1977年，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是1600万人，十年，到1977年招生的时候，农村还有800万知识青年。从1976年开始，以独生子女、病产、招工的名义，有800万知识青年回到了城市，但还留下了800万，但留下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出身不好的，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招工回城都没有份。那恢复高考以后，就解放了这一大批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欣喜若狂，他们废寝忘食，备考，结果考取了。1977、1978、1979三届学生当中，大概有60多万人，基本上是知青为主，从他们当中培养出了在政界、学术界、企业界一批杰出的人，像李克强就是78级的。

前三届学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才

凤凰历史：那几届出了很多人才。

刘道玉：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80年代说了一句话，77级、78级、79级这三届学生，他们是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人才，他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他们一定有担当大任，你看我没说错。担当总理的，担当省市委书记的，现在都有人在。这是第二个意义。

第三点意义，极大地扭转了学校的风气。你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们不知道那个时代学校是什么状况，那是文革培养的反面典型，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还当了铁岭农学院党委书记，还当了辽宁革委会副主任，这都是当时文革的典型。当时盛行什么呢？读书无用。大学、中学、小学都不读书了，为什么？读书没有用，下乡。那就是知识分子倒霉论，我是留学苏联的，我留苏的同学得到副博士学位，文化革命在群众大会上当众把苏联颁发的副博士证当场烧毁，表示与资产阶级路线决裂，就这么愚忠。很多教授、副教授都把书烧掉了，把书当废纸卖掉了，表示不再当教师了。在社会上流行批驳知识分子，诋毁知识。由于恢复高考，要上大学唯一还是要考试，要考试就得读书，就得认真学习，所以恢复高考使大中小学的风气蔚然一新。诋毁知识，批知识分子的歪风邪气一扫而光。当时幸亏我的书没有烧掉，我也没有卖掉，当时我也准备卖。我买了木工家具在家学做木活，有的学琴，学一份手艺。谁也不知道，大学办不办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各省市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非常不平衡，恢复高考以后，经过20年的时间看来，它的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了，就是1977年到1987年到1997年，这20年，这20年基本上还是平静的，到了1998年开始，对统一高考出现的问题逐渐地提出了质疑，逐步地，包括全国人大政协代表，不约而同的发出了呼吁，要搞改革，这个是对的，世界总是不断前进的，与时俱进的。那么恢复高考存在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一考定终生，大家说烂的一句话，一考定终生，就是每个学生只有一次考试权利，你错过了这个店就没有下个村，你失去了当年高考，你就可能失去了上大学的学习机会，就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这是最大的弊端。因为每个考生对每年考题的试卷情况，每天的心理状况不一样，考试成绩完全不一样。刚好他倒霉遇到那天生病发烧，那就考不好，所以悔恨终生，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恢复统一高考还是以分数高低，以考试成绩来决定录取与否，在客观上也强调了中学的应试教育。这是第二个缺点。

第三个，由于划统一分数线录取，我们国内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的录取分数差别很大。像在边远地区可能200分都可以上大学，在湖北湖南这地方500分都上不了大学，所以就出现了高考移民，就从内地移到边远城市。移民出现又带来了严重的腐败，不正之风，用各种手段移民，造假啊，贿赂啊等等，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就是加分政策，国家固定种种特殊情况加分，上边有一种加分，下边就衍生出了十种加分，所以加分引起的混乱那是乱象丛生，也出现腐败。那比如三好学生可以加分，那三好学生很多造假的，都是学校校长的，教务主任的孩子可以加分，它没有客观标准，都是学校评定的，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用一个试卷来考全国大学，大学水平不同，有些高水平的大学就不能够多样化的选择人才。

第六个，按照文理科考试，影响了培养合格的人才。比如说现在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哲学家，因为我们哲学系都是文科学生，科盲怎么能当哲学家呢？西方的哲学家全都是自然科学家，既懂数学、物理、化学，又是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是科盲，严重的影响了培养合格的人才，文理分科考试等等，所以强烈的要求高考改革。1998年开始，到今年差不多20年了，先后推出了不好的改革，高教改革，3+2，3+X，“华约联盟”啊，“北约联盟”啊，等等。

全国统一高考是相对公平的方案

凤凰历史：这些年，你也一直关注高考和教育改革的问题。

刘道玉：40年的经验证明，就说明全国统一高考相对是比较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方案。除此以外的任何联盟、独自招生、社会考试、学术水平考试，都是不必要的，还是全国统一高考好。相应的来讲，考试的成本低，像搞全国三大联盟，考试成本翻番，十倍都不止，学生负担也重，疲于奔命的到处奔跑，现在看来这一条是作为结论性的意见。第一，全国统一高考相对的是公平、公正、合理的，成本最低的方案，应该坚持。作为改革的意见，考两次，过去一次，春秋两季各考一次。两次的成绩具有同等效益，这是我第一条意见。就否决了任何联盟，任何单独，任何学术水平考试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增加学生负担，也增加了考试的成本。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中学不再坚持文理科分科教学，高考不再坚持文理分科考试，实行文理兼考择优录取，这也是40年经验证明的，分文科考试，分理科，这都是不利于全面发展的，作为青年必须全面发展，文理兼备。一个科盲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同样的反过来，一个人文素质低下的人也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的，这是第二条，就否定了文理科分科教学，文理分科考试。

第三条，考试科目应该定下来，否决了3+X，语文、数学、外语和政治考试，所以浙江的高考新方案取消英语考试，我坚决反对，豁出命我也要反对到底，因为这是短视症。

第四点关于教育公平的问题，这是对统一高考质疑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不公的问题，反映在考试招生当中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985学校在学校所在市与其他省市分配名额分配不均，造成严重的不公。比如说北京在985的学校多，有8所。有的地方有两所，有的地方有一所，全国居然有13个省市没有一所985的学校。过去打造一个牌子的时候，985所在学校是靠当地的服务供给。所以应该向985学校所在地，所在省倾斜，这个观念是不能成立的，985学校都是公办的，国办的，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像武汉大学要面向湖北，武汉大学面向湖北大概有60%，60%面向湖北招。像北京，面向北京招生的学生50%，那这样就造成一个马太效应，我认为招生工作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你应该知道的，多的让你还要过剩，没有的让你一无所有。北京本来985学校多，它在北京招生指标多，必然造成北京考试录取分数低。在北京市400多分可以进北京市的985学校，在外省600分都进不了，差别竟然如此之大，这是造成不公。

第二个不公，我们国家发达地区和边远少数欠发达地区招生数量不公，造成了农村考生上大学，特别是上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像我读书的50年代，上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差不多达30%、50%。现在上北大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这是两个不公，这两个不公应该解决。怎么解决呢？我的解决方案就是985学校面向学校所在地的省市招生名额，不得超过20%。那从50%、40%，降到20%。那80%要分配985学校所在城市以外的城市，那怎么分配呢？80%就按照各省市应届高生毕业生的人数比例分配，这就合理了。毕业生多，分配985招生名额就多，这就合适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解决这个不合理的方案。第二个，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考试跟城市考试不公的问题，这个问题教育部也先后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措施，我也基本赞成，就是现在若干大学，211的大学在每一年招生指标中拿出一定的名额向农村倾斜，以特招的方式降分。不是独立了吗？就降分了，现在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四个问题。

这四个原则定下来了，那从招生的体制上来看，我提出了三权分立，这里新观点，三权分立，就是考试权、录取权、监督权三权分立，不能够都统一的教育部来管，那样就没有人监督，这三权，考试权、录取权、监督权，它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现在国家也有考试院，但这个考试院不是独立的，它是隶属于教育部的，不行，考试院不能隶属，必须独立，它是国家独立的服务性的教育机构，最后考试院组成一批敬业的，有学术水平的，有考题出题经验的这批教学队伍，他们专门设计每一年的高考题目，而历年的高考题目建立考试题库，他们组织每年两次考试，负责出题，负责阅卷，负责评分，然后他们负责向教育部提供考试信息，全部考试信息提供教育部。另外向各有关省市提供它所在省市的考试信息。向有关大学，希望符合大学录取标准的考生的信息，这是考试院应尽的职责，还负责给学生发考证。考试院只负责考证，不划录取线，它没有必要划也没资格划录取线，这是考试权。

录取权全部下放各大学，这样就是一个根本突破，大学独立招生权的问题的一个根本的突破，权不只是由教育部来掌握。教育部给你配你才有权，没有你没权，教育部允许你5%，你6%就不行。所有都放开，各个大学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招生人数，根据自己学校的水准，录取与你水平相应的学生，这才是放开。包括特招加分权力都给到学校，学校权力就大了。当然了，这一分开就会出现问题，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拉关系的国家，是一个讲面情的国家，所以拉关系、走后门、讲面情，人托人的事情分开以后一定会出现，怎么办？那后边就有一个监督稽查机构，建立一个独立的，由教育部和国家监察部组成一个独立的监督和稽查机构，制定严格的考试招生当中的腐败现象。严格惩处。我认为从招生录取当中抓起，就像恢复高考一样，它可以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我们现在大学上学的人，从教的人，以及他们家属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差不多有1亿多人跟大学受教育有关。所以我们大学招生，录取腐败的现象把他抓好了，整个社会就可以转变，这是我的想法。

应该把城市的优质老师调到农村

凤凰历史：现在已经恢复高考40年之后了。您刚才说到了“寒门难出贵子”，农村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少，很多农村孩子可能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连上高中的机会都很少了。但同样存在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一样的中学，以及城市里的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学生越来越多的选择出国，不再参加国内的高考，这其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您有没有观察和思考？

刘道玉：我们都是农村考上来的，现在农村跟我们那个时候农村不一样了，现在成年人父母都到外面打工去了，留老人在家里，所以对孩子的学习缺乏帮助、缺乏指导、缺乏管教，所以现在造成很多失学，我们那时候没有。我相信农村学生他能吃苦，只要具备最基本的条件，他们是能考好的。现在就是由于外来务工的人太多了，造成农村孩子成了没有管理的空白地带，所以造成他们高考失去了机会，或者考试不好。但是像毛坦厂中学，衡水一中，我是不遗余力地抨击，这是典型的教育部不作为，像这两所是典型的考试工厂，摧残学生的地方，教育部为什么不检查、不督促，为什么不纠正，让他们停止。河北衡水一中的学生考试，从高一到高三考下以后，试卷码成十米高，这不是在备考，是在摧残人。我不是说重建教育价值观嘛，衡水中学喋喋不休的，自我欣赏，每年考到北大清华140多个人，把人在学校林荫道上，两边都展览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宣传虚荣心，这不是教育，这不是学校的荣誉，学校在摧残人才，都是满足虚荣心。北大是什么？清华是什么？很多不上大学的人才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像这样简单的是非，教育部就不分，不去制止他们，眼皮底下的错误典型，坏的典型不去纠正。

解决的办法还是我们国家要加强农村教育的建设，重点建好一批优质的中学，这是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的，下决心什么都能做到，我觉得马克思的话说的对，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大纲领，我们教育部制订纲领够多了，何止一沓，十沓都不止了，面向20世纪振兴纲领，阳光工程，制订纲领够多了，但是就没有实际行动。比如说在若干农村建的优质中学，投资没有问题吧，现在钱没有问题，从优质中学调配的教师，调过去，五年为期，或者六年，两个周期，马上农村的优质教育，优质学校上来了。不是解决不了，它没有实际行动，光制订空洞的纲领规划有什么用？我今年有一篇文章说，杰出人才不是考出来的，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杰出人才不是考出来的。

我现在84岁了，我有很多病，右耳基本上是没有听力了，左耳还可以听一点。我眼睛白内障很严重，开了刀，做了手术，视力恢复不是很好。我右手因为患病不能写字了，虽然现在有感觉，但是完全不能写字了。我练习左手写字十年，我每年记两本笔记，我仍然坚持不放弃。这是个什么情结？这是我80岁写的一首诗，叫《浪淘沙》。生命是长河，力争上游。生命也是上游，上游活的最长。生命是长河，力争上游。顶风破浪立涛头。人生百味都赏够，笑到最后。我要笑到最后。岁月易蹉跎，已到霜秋。我已到了霜秋，白发像霜一样的白发了。老骥奋蹄意何求？老牛还在奋蹄意何求。改革情未了，呐喊不休。这是我的情结。我上台的时候有一个发言，要十年生聚，十年雪耻。我退休了，免职了30年以后还要呐喊不休，教育改革情未了，呐喊不休，这是个什么情结？这就是一个执着，或者叫做顽固不化。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