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是给年轻人希望

嘉宾简介：陈平原，广东潮州人，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8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没想到我们三兄弟会屈死在这小山村里”

凤凰历史：您是几几年开始，在哪里下乡插队的？

陈平原：我是1969年初中毕业，因为我爸爸妈妈被批斗，没办法继续念高中，就插队去了。我当年上山下乡有两个途径，一是到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去，一是回到我的祖籍插队务农。奶奶不让我去远的地方，所以我就回到了祖籍--广东省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去插队。

凤凰历史：下乡后您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劳动？

陈平原：回到祖籍，父老乡亲们相对来说会比较照顾。我1969年10月下乡，1970年的2月就当上了民办教师。民办教师也是农民，但主要任务是教书。就像阿城小说《孩子王》写的那样，我带着学生，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当然也一边劳动。平时要种自家的自留地，农忙也必须去公家田里参加劳动。

在同代人里面，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在乡下八年，有好多时间是在当小学老师和初中老师。而且，我还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段时间，去补念了两年高中。当时根本没办法预料将来还有可能上大学，只不过见缝插针，只要有机会，我就想读书。当年很多人认为我很傻，因为民办教师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我去读高中回来，就没有这个位置了。再过了一年，才有了新的机会，我又当老师去了。在同代人中，我的学历是最完整的：从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只是中间被切成一段一段的。

凤凰历史：您在农村，劳动强度大不大？

陈平原：广东的情况和北方不一样。我的妻子曾在东北插队，也很辛苦，不过我跟她说，其实我们更辛苦。

北方因为气候原因，一年有四个月不能下地劳动，所以，东北很多知青参加宣传队，会写诗、绘画、唱歌、跳舞、说相声等，而广东一年12个月都能下地劳动。我们有大量的农田改造工程，说是农业学大寨，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搬，没沟的地方硬要挖一条河……当初认为农业机械化是我们发展的道路，可我下乡的地方人多地少，加上一半是山地，根本不适合于做这种改造。改造的结果，就是把下面的生土翻上来，熟土反而压在下面，收成不升反降。

因为我有民办教师这个工作，劳动强度没有当地的农民大。前期只是记工分，后期每个月除掉工分，还有五块钱的津贴，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应该是很不错的了。只不过当初在乡下，最大的痛苦不是钱多钱少，而是根本看不到出路。我相信很多下乡知青都有这个感觉。

凤凰历史：当时您对未来有什么设想吗？

陈平原：今天的孩子们可能觉得，下乡几年，没问题，挺好玩的。但我们当初不是这么想，是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我先下去，然后我奶奶把两个弟弟也带去了。我爸爸后来回忆，说我当年有一句话让他伤透了心。我说，没想到我们三兄弟会屈死在这个小山村里。说实话，如果不是政策改变，单靠个人的力量是走不出来的。我在小学教书，教得很好，两次被推荐去上大学，最后都走不了。其实，77、78级大学生中，很多像我一样，如果不是恢复高考的话，走不出来的。

凤凰历史：您当时觉得迷茫吗？

陈平原：“迷茫”是今天的描述，太过一般化，当初各地知青的困惑是不太一样的。情绪性的东西，在兵团里面更容易酝酿，也更容易传播。因为生产建设兵团是一大批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广州知青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共同劳动。而插队知青很分散，两三个或三四个知青到某一个村子里，跟农民一起生活。我们看到同龄的农民子弟，他们从小在这个山村长大，念完中学又回到这里来。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会苦闷，但我们的苦闷跟兵团里面的那种不一样。

“只要制度能转弯我们就有机会”

凤凰历史：您最早是怎么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呢？

陈平原：我在小地方，没有能力获得各种小道消息，只能通过看《人民日报》来了解时局变化。那些有大量城市知青集合的地方，信息比较丰富，知青们也见多识广。比如说北京知青在东北或陕西，他们有自己的流通渠道，会传播各种政治消息。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小道消息”很重要，但必须进入那个网络才能获得。插队知青相对来说比较闭塞，像我在乡下，孤零零的，知道的东西很少。

凤凰历史：您是怎么找到一些外面买不到的书呢？

陈平原：我没必要去找很多这一类的书，因为我父母是中学和中专的语文老师，家里本来就有藏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这些书就被查封了，我下乡以后，我妈妈先解放出来了，就要求把那批书还给我们。所以，我是靠那一批文革前父母积攒下来的书籍来阅读并成长的。

那些书籍决定了我日后读书的方向。比如，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念书时的名教授，像黄海章、王季思、吴组缃、林庚的书，我家里有。而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文革前出版的书，我家里几乎全都有。那些书当时读不懂，但随便翻翻，多少总有收获。所以，等于是先天地规定了我只能走这条路。比如说，我家里没多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了。我在乡下能读到的书，大都是文史方面的，像古典小说、古典诗词，或者翻译的诗集，以及文学史、中学语文教材等。

凤凰历史：这是一种幸运，但是也会有一点点遗憾。

陈平原：对。所谓遗憾，就是说，我不可能走别的路，比如往数学或物理那方面发展。我读高中的时候，各科成绩都很好，平均分数是99点几，除了体育课，其他都是满分。但是我深知，我回乡下劳动几年，再来参加高考，数学和物理是不可能考好的。所以我只能选文科，这跟家里这方面藏书多，以及个人的阅读兴趣有关系。

凤凰历史：读大学，当时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陈平原：上大学，就是获得读书的机会。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状态。我曾经问我的学生，你有没有过饥饿的感觉？有没有求知的渴望？我们那代人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有过饥饿的感觉，也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所以，如果当时有人问我，读完大学做什么？不知道。哪个专业更好？没想过。说实话，参加高考时，没考虑过将来念完书的就业状态。所以我才说，今天的孩子们报考大学，没必要那么功利。很多家长首先想的，不是孩子喜欢读什么书，而是找什么工作。读什么书和找什么工作，是两回事情。

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抓住读书的机会，这是最关键的。至于毕业以后，哪个学科的知识更管用，不知道，也没想过。可以这么说，只有七八十年代，才有那么多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以后的孩子们，嘴上也许也这么说，但不见得会相信。可我们那代人真的相信，所以，只要有读书的机会，哪个地方都去。

凤凰历史：您刚开始复习，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基础怎么样？

陈平原：我在山村学校当语文老师，所以，语文课是不复习的，闭着眼睛走进考场都可以。我需要认真复习的科目是数学。因为，数学隔了几年不读，会忘掉的。加上我本来就是在农村中学学的数学，水平有限。当年不考外语，对我们这些离开校园多年的人来说，数学是决定能否被录取的关键。所以，我从得到消息可以参加高考，到正式走进考场，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复习数学上。

其实77级、78级能够考上大学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完全放弃读书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短的时间是准备不过来的。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完全放弃阅读，但因环境限制，绝大部分读的是文学或文史方面的书。所以，有机会参加高考，我们首先集中精力，把跟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数学补上来。我知道好多我的同代人都是这样做的。

凤凰历史：那您当时的复习资料怎么找到的？

陈平原：当初并没有专门的复习资料。就是用以前的中学课本复习，虽然那课本简单，但还是能用。当初“高考产业”还没有发明出来，无所谓题库或辅导教材，突然间宣布恢复考试，你家里有什么课本，就拿什么复习。

我高中就读的潮安县磷溪中学，组织过辅导班，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回过头来，参加短暂的补习。老师们强化地讲解一些习题，我参加过这个补习班。

凤凰历史：您参加高考时，作文题目是什么？

陈平原：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自己命题。广东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的作文先是在省里电台广播，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是语文老师，参加高考，作文必定中规中矩，稍微有一点点小才气，这样就行了。太过文采飞扬的，或者太有个性的，反而不符合高考作文的要求。考场中，基本上没有好文章，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只能说我很幸运，有了这个机会，能让我走进中山大学。这里有个很好玩的故事。高考完后，需要体检，那个时候我很瘦，至今记得很清楚，体检记录是99斤。听说大学录取新生有规定，男生必须达到50公斤。我特别沮丧，因体检规定早上不能吃东西，我要是偷偷吃一个红薯，肯定就过了。为了这差一斤，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很怕因此而没被录取。后来听上过大学的人讲，不同专业要求不一样，念文学的，瘦一点胖一点关系不大，这才比较放心。

凤凰历史：您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吗？

陈平原：当初不告诉成绩的，入学后一定要去打听，也能打听得到。但我觉得没有意义，能够进大学，有读书的机会，这就很好了，没必要打听到底考了多少分。

凤凰历史：那您怎么报的志愿呢？

陈平原：记得是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就填报了志愿。我妻子在北京，她报的第一志愿北大，第二志愿北师大，第三志愿南开大学。这在我看来是很不合适的，三个志愿同一个级别，如果第一志愿录取不了，就三个都录取不了了。因为她过去在东北插队，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她说，比天津更远的地方我就不去了。

我不一样，在山村插队，哪个地方有读书的机会，我都去。所以，我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华南师范学院，第三个志愿是肇庆师专。专科、本科、重点大学都报了，我有迫切的愿望，只要能出去念书，什么样的学校我都去。

当初我报了中山大学，还被同事嘲笑。她觉得我不自量力，怎么能考得上中大呢！因为，中大在华南是最好的学校，而且，十年没招生，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呀。尤其是77级，没有录取的标杆，大家都是硬着头皮往考场里面走的，谁都没把握，但又谁都有可能性。

凤凰历史：您复习的时候，挨过领导批评吗？

陈平原：没有，因为我在学校教书，完成教学任务后，谁也管不着。但当初是这样的，凡迫切希望走出困境改变命运的，会努力复习；如果是状态比较好的，很可能可有可无。我们三兄弟同时参加高考，我是老大，老二已从乡下回到城里，在工厂工作，比较稳定，所以他复习就三心两意，最后就我和老三考上了。

当初并不觉得上不上大学有那么重要。有人因为年纪较大，结婚生孩子，拖累比较重，就没有参加高考；有人是不相信高考真的会按照分数录取，因为此前工农兵学员招生时也有考试，但那只是做做样子；有人是因为自己没下定决心，当然也有人因领导的阻挠而没能报名参加高考。但是，凡参加高考的，绝大多数人将来都会感觉到，那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凤凰历史：您当时有没有想过，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

陈平原：我做好了思想准备，连师专都准备去读了。万一还考不上，那就明年再考。肇庆师专最先发录取通知书，然后是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要晚好几天，那几天我特别紧张。

但当初有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今年考不上，我明年再考，肯定能考上的。只要这个制度能够转弯，我们就有机会，起码这个自信是有的。而只要能走出山村，考上大学，我就能够自己发展。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时候的压抑，很大程度来自各种严酷的制度限制，导致你根本没有办法发挥聪明才智。

我在乡下教书，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各种活动，写的诗歌、小说、剧本等等，得到很多人的表扬。而且，此前两次被推荐上大学，都没上成。我知道被录取的成绩不如我，但是他们能上我不能，那是制度有问题。一旦恢复高考，以我的聪明才智，肯定是能走出来的。即便今年不能出来，明年也能的，所以我关心的是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

“高考制度改革最大的意义就是给年轻人希望”

凤凰历史：您考上大学以后，对大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陈平原：从乡村出来读书的孩子，当然觉得大学了不起。同样77级大学生，从大城市下乡再回城的知青，和我这样从小地方到广州念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刚进大学校园，大城市来的孩子见多识广，学习好，人也聪明，尤其是会说话，所以在校园里特别活跃。而小地方来的，一般都比较拘谨，我当年从乡下来到广州，小心翼翼，因为自尊，也因为自卑，不太能够很好地展现自己。

但任课老师说，以他的教学经验，一二年级肯定是大城市的学生占绝对优势，三四年级就开始变化，到毕业的时候，往往是小地方来的学得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压力、有动力，而且心无旁鹜。我在北大教书，也这样转告我的学生们。今天中国，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真正从乡村走出来的不太多，但即便如此，小地方的学生到北京大学念书，一开始也都会怯场的。这个时候，应该让他们有这种自信：只要我努力，肯定能赶得上。

凤凰历史：大学里现在最让您怀念的是什么？

陈平原：我们这一届很特殊，77级大学生是1978年2月份才入学的，6月份是思想解放运动，12月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中国正是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77、78级的幸运就在于，用当时的话来说，我们跟这个国家一起走进新时代。所以，与以后各年级的大学生相比，我们有更多天之骄子的感觉。

现在的孩子们，一边读书，一边苦恼毕业后找工作、买房子等问题。而这些，我们当初从没想过。之所以比他们单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毕业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那时的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包分配的，所以，想也没有用。正因为不必考虑太多世俗事务，我们比较多地体会大学生活里青春的飞扬。

为了体现思想解放，有些今天看来很好笑的举措。比如，不只我所在的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都让练习跳交谊舞。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学。因为，这代表新时代的新风气，或者说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有，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学社团，中大学生办《红豆》杂志，全国十三所大学的学生社团合办《这一代》等。这些活动我都参加过，但从来不是主角，作为旁观者，日后写过若干回忆文章。

今天怀念80年代，会把它描述成一个非常美好的黄金时代。总的印象没错，但我提醒，如果说80年代，请记得两首歌，一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是崔健的《一无所有》。8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阴晴未定”是常态。只不过，我们的大部分同学念完本科就工作了。毕业马上工作，路走得很顺，不见得非要念硕士、博士不可。

凤凰历史：您为什么选择一直念下去？

陈平原：因为我喜欢读书，对就业没有特别向往。我是在中山大学念硕士的，因为有机会，那我就读。至于读博士，确实有点偶然。我到北京找工作，我日后的导师王瑶先生接受了钱理群等人的推荐，希望中文系录用我。报到学校去，北大有自己的骄傲，觉得从中大招聘毕业生不太合适，便告诉王先生，你要是觉得他好，就招他来念博士吧。念完博士留校，那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很荣幸，我成了北大最早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有机会到北大念书，也使我日后的学术道路比较顺利。但我不是北大最早的博士，数学系、哲学系都比中文系早招博士生。我进北大，那时全校博士生中的男生大概五六十人，住在29楼。

凤凰历史：博士人数这么少，不同专业的人会不会有交往呢？

陈平原：我第一学期的室友是学国际政治的，第二学期的室友是化学系，第三学期以后的室友才是历史系的阎步克和高毅。不同院系的学生在一起，当然会有很好的交往与对话。可惜我后来结婚了，不太住学生宿舍。

你问读博修什么课程？根本就没什么专业课程，除了外语。英语是第一外语，日语是第二外语，这是必修的。我的任务是每星期的一个下午到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家里跟他聊天，他抽烟，喝茶；我喝茶，不抽烟。三年以后，我就被熏陶出来了。当初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刚建立，还在草创时期，并没有课程和学分的要求。好处是你自己读书，有问题向老师请教，老师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的跟你沟通、对话、传道授业解惑。我在纪念中国建立博士制度二十周年的时候，应邀写过一篇文章，谈我当初怎么读博，学生们看了很羡慕。

凤凰历史：应该羡慕的，现在做不到。

陈平原：现在各种各样的学分制度以及课程设计，保证了基本的教学质量。但所谓严格要求，往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是学生足够聪明且用功，应该让他自由发展。我们今天大学里开设那么多课程，有选课、分数、作业等要求，对于提高学生的整体水准有意义，但对于比较特立独行的人来说，那是一种不必要的限制，说严重点是扼杀。所以我才说，最近三十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提升了学生的普遍水准，但减少了特异之才。换句话说，模式化的教育，保证了基本质量，不再是山高水低、歪瓜裂枣。你看文革结束以后培养的前几届硕士生、博士生，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最近二十年的硕士生、博士生，同一个专业出来的，都差不多。

凤凰历史：您觉得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恢复高考有什么样的意义？

陈平原：最关键的一点，是给年轻人希望。一个时代，年轻人的感觉代表着未来。有“希望”，不一定真能实现，但是让你感觉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你有未来，这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有些人日后的路走得很顺，也有好多人走得并不顺。但起码在当时，确实有一种走在春天的原野上那样的感觉。即使日后发现那种美好的感觉是不切实际的，但有幻想总比没有出路的绝望好。所以，在我看来，高考制度改革最大的意义就是给年轻人希望，让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

19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对于培养亟需人才、改变社会风气、调动各阶层积极性、以及畅想未来等，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还有，那就是对公平竞争的期待，而这体现在一句简单明了的口号上，那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分数的过分强调，成了招生制度一个很大的弊病。到今天为止，中国老百姓在一个问题上有共识，那就是高考应该按分数高低录取。可很少人追问这个考试制度，包括命题、阅卷、录取以及选择人才的标准等，有没有问题。

某种意义上，这种形式上的公正平等掩盖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人才的多样性，都用高考分数这把尺子来衡量，合适吗？每年各大学都在争抢所谓的“高考状元”，但长期追踪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高考状元将来没做出什么大成就。分数太低是有问题，但相差五分十分，其实是没关系的。可我们今天习惯于以高考成绩来衡量你的才华，而且一分定高低乃至生死。都知道这不合理，可这是道坚不可破的墙，导致今天的教育改革非常困难。以高考成绩作为衡量人才的绝对标尺，必定倾向于建立标准化的教学制度，并往下一直延伸到初中升高中、小学升初中的教学和考试中。

前些年北大做过一个改革试验，挑选若干所优秀中学，给名额，让校长推荐学生直接上北大。几年下来，我问招生办主任，为什么没看到特异之才。那些推荐上来的好学生，若参加高考，照样也能上北大。回答是：没有一个校长敢把偏科乃至某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推荐给北大。那么多人盯着，谁也不敢打破常规。我们都更相信考试制度，而不是伯乐的眼光与襟怀。而且，能上各地重点中学的，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路冲杀上来，每门成绩都好，考试总在前面的，其实都被严格规训过了，很难有什么特异之才。

能考上北大清华的，确实都是聪明的孩子。但是，最聪明且有个性的孩子，不见得上得来。偏科的学生，因不适合这个考试制度，很可能中途就被扼杀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每门成绩都第一，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道理很多人明白，但现在制度已经硬化了，改革很难。假如我当某著名中学校长，我也不敢把一个数学不及格的学生推荐到北大，打保票他一定将来会成为大文学家或大哲学家。比如说钱锺书，他当年考清华数学只有15分，但他英语好、中文也好。这样的雅事，现在没有了。谁这么做，大家肯定怀疑你受贿，要不就是追问你和他有什么关系，背后靠山是谁。

所以，说到四十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在当代中国政治史及社会史上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必须反省，以高考分数为录取的唯一依据这个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当它发展成一个被老百姓普遍接受的、无法动摇乃至不能质疑的神话时，在教育学上是很大的遗憾。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