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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历史教师魏祺:我告诫学生永远不要滑向反智主义

2016-07-12 14:10 凤凰历史 魏祺

魏祺 受访者供图

嘉宾简介:魏祺,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中学高中部历史教师,90后。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中医学院附中教师魏祺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周昂

凤凰历史:前段时间,在吴建民先生追思会上,你有过一个发言,提到自己在教学中会运用到吴建民先生的一些理念,能否具体讲讲你用到的是哪些思想?

魏祺:吴大使有条理念非常重要,屏幕跟屏幕的交流,不能取代人跟人面对面的交流。现代学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追着屏幕——手机屏幕、ipad屏幕、电脑屏幕,他都一门灵,发表言论都很畅快。人跟人一面对面交流,就完了,又紧张了,说话又不符合逻辑了。

说白了,现在高考制度存在一个问题——按点给分。按点给分有个大弊端,给个词你就得给人加分,到最后学生不会连词成句了,就会蹦词。所以这怎么办?你这样的话都以高考为指向了,那学生能力怎么培养?大问题!

所以我给学生们留了一个作业,我说历史是有记忆的,家族是有记忆的,你们也要跟家长学会面对面交流,很多家长爱回忆他的青春年代,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种指导,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青春,他们都爱聊。

采访爷爷奶奶那辈,你们就可以看到,文革时期你们爷爷奶奶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不会所有人都说文革坏,也不会所有人都说文革好,这才能形成你的思想交锋。我爷爷是普通的工人,他就认为文革很好,我影响不了他们,那代人的现实情况就在这;可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文革有反思,那一代人的记忆一定不一样,他可能亲眼看到过一些事。

凤凰历史:讲文革这样沉重的历史记忆,学生们能够理解与体会吗?你怎样拿捏把握?

魏祺:学生一开始听文革很开心:哟,不用上课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甚至还可以反抗老师。青年人,尤其是初中生、高中生,思想是激荡的,他很爱反权威,他更爱反对老师,老师是他能接触到的最大权威,紧接着就是家长,这跟他青春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文革的时候学生也是这样,但当时的学生跟他们现在相比还有一点不同,政治参与性被调动。

“五一六”通知一发,紧接着北京的学校最先开始停课,然后学生上街搞革命了,到“红八月”的时候,出现了打人,第一个受难者卞仲耘。当时教室里有网,我搜图片给学生们看,我说这就是卞仲耘,当时是副校长,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那毫无疑问北京市重点,我说你们想,人怎么从一个nicegirl变成一个魔鬼?这就是学生的蜕变。这时候学生们就知道,原来文革还有一丝血腥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埋下了。

我再给他们看照片,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挂一串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红卫兵让她跪,她不跪,红卫兵当时就踹她小腿,强迫她跪,又给他们讲到“井冈山兵团”武斗,他们丝毫没有觉得好,我马上看到学生的脸阴下来了。有好多女生很惊讶,她们都说没想到后来会成为这样。

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不是那么爱看文字。你让他玩文字游戏,他死也不玩,你只有让他玩画面的,他才爱看。当他真正形成视觉冲击,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看到卞仲耘生前的画像,又看到死后的脸,都已经浮肿了,他就知道痛心。后来我又跟他们讲,卞仲耘还是一个著名高中的女校长,其他的普通中学老师呢?受难的太多了。这个学生就引起反思了,原来文革不是我们知道的那样,只要不上课什么都好。

我说你们现在玩的那个“撸啊撸”我也知道,你看那个《名侦探柯南》我也看,你看《海贼王》我也看,咱们看这个东西都是外国来的,文革时期这种别说东西你不能看,苏联的小说都被禁,《红与黑》都算禁书,你以为文革真的是开放,真的是自由吗?根本不是。

咱们前些年的一部电影,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归来》,张艺谋拍的。我跟学生们说你们去看看那里面,知识分子什么境况,你再看看当时的学生。陆焉识的女儿为了自己能够上宣传剧,把她父亲的那些事抖了出去,她不接受父亲。我说这种社会的裂痕,家庭的裂痕,一辈子没法弥补。陆焉识的妻子一辈子都想接陆焉识,接的到吗?接不到。他不光接的是那人,还接的是那个记忆和精神,但这种创伤一辈子都无法弥补。学生对这些马上也能理解。

凤凰历史: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您觉得当下中学生思维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魏祺:吴建民大使除了说过要重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也说要保持理性。文革时期大家也是面对面交流,那就是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我是革命的,你是反动的,那面对面都是在唾骂,那根本谈不上任何理性。中学生我觉得应该呼唤他们的理性存在,因为有一个事件给我触动挺大的。

我们学校是所完中,所以我还教初中。有一次初中课,有一个孩子看我用的手机,苹果的,他说老师您居然用苹果手机?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用一部苹果手机就要给美国捐6块钱,他们就要用这个钱制造武器,来准备打中国!我当时一听这个很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初中孩子有这个意识:首先他敢指责你,我觉得我的课成功了,因为学生敢说话;但是第二,我也有一丝隐忧,就是他这么小,谁给他灌输的这种敌对的、排外的概念?

很简单——思维定式。

中国的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存在,一定是“谁谁谁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印度亡我之心不死,这一下就很糟糕。我那会儿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话:人在成长过程中要吃很多的谎言,人成熟第一件事就是先学会呕吐,把那堆谎言吐出来。谁教的这种对立思维?这就是教育的大问题。

只有学生回归理性了,你再让他去看文革,他不会说文革是正确,什么我就要上街打老师,我告发谁。他的思维意识一定是“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要存疑”。

所以我告诉学生,如果你们想学历史,你们就去看数据,咱们北京市有档案馆,区县有档案馆,有的档案是能查到的,通过你这次暑假,你跟你父母访谈,跟你们家亲戚访谈,或者你找一个路边带着红袖章的大妈访谈,你看看国民记忆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历史教材里,现在很坦诚的承认一件事——文革造成了五千亿国民经济损失,国民经济到达了崩溃边缘,我觉得教材既然敢说这事,一定是有事实考证的。所以我没觉得文革是敏感事件,我觉得是很多人把他看得太敏感了。

凤凰历史:但是口述历史也容易出现诸如史实错漏的问题,这个如何解决?

魏祺:是有学生质疑说,口述历史会不会有“碎片化”的问题,以及记忆历史到底有没有这么准确。我就跟他们说,咱们教材上学的太不“碎片化”了,那简直太宏观了,全是大框架,这也是一个问题。

碎片化历史你还是能填充的,历史毕竟是人构成的嘛。钱穆先生就说,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一定要注意两项,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有制度而没有人,那制度是宏观的,没有人你对谁去实施?有人而没有制度,那这只是一个故事,你不能形成历史体系。咱们教材更重的是宏观制度,但是如果像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这种普通人的东西镶嵌到历史里,你才知道历史是活的,这才符合马克思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能光说上面,不说下面。

第二,回忆要批判的看。我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好多孩子长大以后,回忆12岁的时候妈妈非常慈祥的帮他洗被单,但他恰恰不说的是,那个被单是由于他往上尿了一泡尿。所以我说,你们在采访回忆的时候,还要回到历史事实,这你们就可以利用一些档案来做到。

我觉得学生在这方面有感悟。我从高一他们刚入学,就教他们区分,什么是现代人的著述,什么是史料,什么是考古,什么是档案,哪个的价值各有多少,我在期中考试命题当中也会刻意让他们去做这些,所以学生们现在对这个感悟非常强,现在学生都知道,外交部档案是开放的,可以查询。北京市档案馆看的严,但外地的一些档案比较开放,他能利用档案进行史学研究,不一定是用教科书。我那天在吴建民大使追思会上发言说,不能迷信教科书。当然你也不能迷信我,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凤凰历史:如果说不能迷信教科书,那么你认为什么样的历史著作是值得推荐向中学生的呢?

魏祺:我觉得吴建民大使还有一个观点很对——开眼看世界,就是学生一定要有世界情怀。我那天跟我们学生说,还是要多读读不同角度的书,我给他们推荐日本讲谈社那十卷中国历史,还有像布罗代尔的、克林伍德的作品,剑桥中国史等,当然中国的历史书也得多看,只要是合法出版物,说的是历史,又是有专业训练的都行。看完了以后,你就有一个不同的思想冲击,你就知道,某个问题,两方面的论述为什么不一样,再去看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才能形成理性批判精神。我觉得批判精神在高中时是必须要养成的。

当然我也跟他们说,批判是必须要有依据的,要建立在理性的情况下。中国在抽筋的年代也搞批判,那叫所谓的“大民主大批判”,那是扣帽子,哪是建立在历史史实上?都是胡扯嘛。

凤凰历史:那学生也批判过你吗?

魏祺:学生对我的很多观点不同意,包括我讲的马可波罗游记。我认为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因为我觉得他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什么“遍地是黄金”?太夸张了,我就觉得他是编的,甚至他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凑过来的。学生马上给我一个批判,学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因为老师你没有注意到马可波罗的身份,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商人”,老师如果您要注意到这点的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关注中国人吃饭为什么不用筷子了。他关注的侧重点都在什么?中国的税收是怎么来的,盐卖多少钱,铁卖多少钱,铸币的含金量是什么样的。我突然就觉得,这确实是一下就对我形成批判,而且人家是建立在充分的阅读之上——这就是批判意识养成。

老师要敢于承认错误。觉得大学老师比高中老师强就强在这,他是很鼓励学生发散性思维跟批判性思维的。我讲的观念不对你可以说,也可以写论文,你甚至可以拍案而起就说。高中不是,高中因为有高考、分数的限制,老师像填鸭一样往里灌知识,老师就是绝对权威,你听我的拿分,你不听我的不拿分,结果学生批判意识被高中老师给磨没了。所以大学老师老指责我们高中老师。我上大学时候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原来学的历史都不是历史,你们都是错的。

所以你回到高中怎么教?让学生养成批判意识。现在的学生思维活跃,他网上搜的东西比你知道的全,他的经历可能比我也要多。他批判你,所以他让你批判,你们师生关系面对面交流,就和谐,什么思潮来你也不怕,你们永远都是师生,他觉得你值得信任。再加上他建立了理性的分析基础,什么思潮来,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时候你就能认定,他已经是向“公民”转向了。

高中就是要完成公民教育,18岁就成年了,他要完全负法律责任了,他怎么看待社会,怎么看待国家,怎么看待与人相处,都是未来要面临的。

有几个学生家长跟我后来打电话,说想要利用暑假带孩子到欧洲,我就建议他们多走一走,看一看,你对于国家的认知不仅仅对于你这个国家,还要有世界眼光,我们跟人家有什么差距,人家又有什么不足,我们有什么优势,你都把这个分析全了,你内心强大,不能被忽悠,你不就理性了?

还有对于社会的热点事件也要关注。我们学生关注雷洋案,我推荐他们安装了几个新闻客户端,包括你们凤凰的新闻客户端。雷洋案的很多追踪报道,学生会持续的关注,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警方在执法这方面不妥。但是我们也给他们一个不同的视角,我说你们看雷洋他是一个什么名号?人大的硕士毕业,报道中就是“人大的硕士”非正常死亡了。如果换一个,拿他的职业来做名号:国资委下属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小领导,涉嫌嫖娼,被警察询问过程中离奇死亡,我说你再看看网络的舆论,那就马上不一样了。

所以说咱们怎么认知社会?你就得多看,你得打开思维视角,千万别听这家媒体说完了,那家媒体也说完了,你们就不考虑了。要看雷洋家属的声明,看北京市公安局的声明,再去看检方的声明,都看全了,你再去形成一个自己的思维意识,等他那个结果出来,你看看你的哪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也是批判,也是理性的,也是在认知社会。

我就不同意现在好多学生说“我生活在二次元”,你二次什么元?您连这一次元你都没有过好,还二次元?最起码人要养成思维意识,你怎么跟家长去沟通,怎么理解社会,怎么看待国家,这三条你想清楚了吗,你只要把这三条想清楚了,咱们教育没白做。

我告诉学生,你们甭打算咱们学校培养出那种大领导人、高官,咱们培养的都是社会上的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恰恰这个社会的主体就是这些人。一个国家的正常情况是肚子大,两边小——富人不那么多,中产阶级比较牢固,下面的贫困阶级也比较小,这样的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如果中产阶级是最瘦的,上下两头大,就是贫富差距扩大,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以后你们要当中产阶级,你们就是最稳固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对社会的最好认知,我们既不要滑到最下,也不要一心想着向上钻,就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好多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太功利,他忽略了一点:教育最根本应该是培养人性,就是孩子的乐观心态,他把这个事忘了。

凤凰历史:关于中学历史教育,国外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可以介绍吗?

魏祺:美国的历史课应该是思想性最强的,中国现在可能到不了那个程度,但我尽量在改变,既然我们要学习人家的优点。

我们现在也在强调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就是“立德树人”,这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姜钢主任说的,什么叫立德树人?你首先要认知什么是德,才能形成人。你教育不就是干这个,到最后是感知人性。

你看美国教育,美国的初中课本就有大段的《独立宣言》,还有他的宪法,就原文引用,让学生去讨论。但是反观我们现在的教材,我们的教材有没有大段的宪法呢?我们中国是设立宪法日了,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我们也都在讲,但是不读文本。宪法是最薄最精髓的,都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根本大法里面有什么,学生不知道,学生只知道政治书里面教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这些宪法里都有,你让他去读宪法文本,比你政治课本教他的好的多,他还有法律常识了,宪法意识还树立了。这就是教育的缺失,这就是课本的问题,也是我们高中老师存在的问题。

美国现在有一个教育趋势——不太爱招中国留学生了。为什么?中国留学生考试一门灵,一到进实验室、做研究的时候开始抓瞎,对于社会关怀更抓瞎。你看咱们中国人到美国去,净学商科,我跟学生说你自己去看,什么东西多,他就是臭市场。为什么选它?因为它简单,好毕业。你看有几个中国学生说去外面学历史,学人文学科?相对来说很少。因为这些学科对于语言的要求能力极高,对于社会感知敏感度要求极高,我说中国人就这点缺乏做不到。

所以北大陈平原教授前几天有一篇文章,我还把它做了一个简报,就是谈人文学科如何面对困境,怎么走出困境。你得面对,你得首先承认我们历史是困境。

凤凰历史:培养学生思维意识固然重要,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高中老师而言,分数线和升学率是现实存在的,你怎么平衡这方面的压力呢?

魏祺:很简单,就从历史学科来说,两条腿走路。首先我觉得历史学科必须要突出思维性,所以要让孩子学会深刻;另外一条腿,应试呗!教科书的东西你给他简化就行了。我就觉得历史课你得让孩子笑出声,历史课你要给孩子都讲睡了,完蛋!那他什么都接受不了,他一乐,他的意识一触到他的脑神经,他有可能听一句就拿到分了。

另外说到应试,现在高考改革趋向是什么啊?“立德树人”。北京高考实打实地说,题越来越活了,原来的死记硬背的这些东西,全部被打破。现在文科生有一个危机,就是你刚才说的“得分”的问题。很多人为什么选文科?文科死记硬背。他就觉得理科需要脑子,我脑子不好使,那我就自己硬背吧!后来我跟他们说,你去看看今年和2015年的这两套高考题,出题人的思路。你不能说完全脱离课标,但是思维已经开拓得非常广阔了。

比如今年高考试题中有一道非常明显,考了海昏侯墓。原来的学生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背完知识点以后,不知道知识点安在哪,老师要干的就是给你画一个图,告诉你把知识点安哪个题,那个东西能突击。所以原来学生说高三真累,那是突击的啊,大量做题,搞题海战术。现在还行吗?你再突击,做了半天题,我不看海昏侯墓,完,一看题傻了。我带学生去看过首博的海昏侯墓特展,假期我没事就带着他们走,三年我带着他们走了六个博物馆。

今年的物理试题出了一道阅读题,像语文阅读那样的一个古诗词,一下今年理综就难了。历史试题的第一道,出了个诗经,语文的题。语文老师做那题比我还快,那个题我吭哧半天,语文老师一下就选出正确答案了——学科在整合,学生思维在打开,这个时候你就真的不能说,哪条是没用的,社会热点他必须关注,因为姜钢主任已经提及了人文学科必须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

去年2015年的高考试题,论述一带一路,这都是社会热点,学生关注国家了吗,关注社会了吗,甚至说关没关注你自己身边生活?今年还有很多题考阶梯水价,考小区停车位怎么样错峰停车,这种东西我原来我的高考时候完全没有过,我知道这是生活现象,但我从来不观察,因为那会儿我就死记硬背,结果后来发现思维性减弱了,等我真正再想认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很强的思维惯式了,这种惯式很难打破。

现在学生不是这样。既然中国高考走了这步改革,很艰难,就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现在说白了,教育逐渐地在防这个“突击意识”,你再想靠背拿分,很难很难,当然基础知识点肯定要有,但是起码你把学生视野打开,别让他见着题慌了。

凤凰历史:你怎样定义自己在历史教育中的角色?

魏祺:吴建民大使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你教历史,你一定要记住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我觉得他非常担心我们走向原来的照本宣科的那条路,那条路就是死的,人也是死的,历史课也是死的,现在我就是一个小泉眼,要把历史课盘活。

我那天在吴建民大使的追思会上说,外交真的不是喊个口号就能做好的,真要能喊个口号就做好,我觉得钓鱼岛早回来了,台湾早统一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历史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归于人。

吴建民大使,我们教科书上都没有这个人,但就是这些人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干的背后,才造成了中国3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一定要把眼光转移,不能光看国家怎么样,不看背后付出努力的人,教科书上没有这些人,社会就过于滞后。你可能还没有采访初中老师,我觉得初中老师历史教的都很痛苦,我有一次去一个中学听课,历史老师说西安事变他讲得痛苦死了,因为完全跟档案材料对不上,他还是过去那一套理论,不像是大学老师编的教材,可能是中学老师编出来的教材。我们高中现在用的教材是大学老师编的,虽然有不足,但是他有一种思想意识的改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进步,千万别让我们高中历史教科书跟初中再像了,那就糟了,你给老师的束缚太大。

凤凰历史:你在教学中会感受到外在的束缚吗?

魏祺: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说的就是历史。家长没找我任何麻烦,我是班主任,所以家长其实开始对我有非常大疑虑,后来家长都说我们非常庆幸学生有这么一个班主任,带着他们玩,玩里面又学了,这学生高兴啊!其实学习多痛苦,高考是要死人的!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好多学生高考完了之后他撕书,因为他压抑啊。

我觉得历史课是所有学科里最不应该让学生感到压抑的,如果历史课让他感到郁闷,学生没活路,那真的就厌学。我不给学生压力,学生爱学,你也别给我压力,我教学也爱教,这就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老师卡得那么死,一个历史课你管得那么死有什么用?你领导就是天天坐我后面听课,学生成绩就能上去?要那样太好了,领导天天听课吧。我们全都是重点,全都是北大了,可能吗?没有一所学校是这样,你就包括人大附中,他的教育理念也是“促进学生思考”。

教师应该给学生研究精神,这个理念就是我从高中老师那继承过来的。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研究性学习”,你可以三四个人,五六个人组成一个课题小组,你就研究一个课题,你们自己去达成共识,怎么样开题,怎么写报告,怎么结题,我们的感悟是什么,你言之成理即可。你不能老给学生一条线,只能学书本,不能学其他的,那怎么可能?我们这期研学,有很多学生的文章很好玩,比如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性恋的发展,哪个国家对此怎么看,我觉得这些题目我当初都做不出来,他们能做出来。

你说课堂死吗?课堂很活,如果现在还有人想把课堂把握死的话,我只能说他违背了中央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你根本就不自信,自信的标准就是开放。

现在的《中学生守则》也已经变了,由原来指令性的那种,“必须”什么,“不得”什么,变成“应该”怎么怎么样,“建议”了解党史国情,我觉得这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个进步,这是语言的进步。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低碳环保生活,这都是现代语言,学生就能接受,你那个“必须”、“不得”,简直像弄犯人一样,学生有逆反心理,你觉得他可能去遵守吗?没有任何说服力,他根本就无视。

我觉得北大就是这样,你既得容得下贺卫方,又得容得下孔庆东,两个人政见完全不同,但是北大能够容下他俩,这就是它一个开放的标志。

监察这种东西恰恰没法促进社会进步,而且很容易让学生反感,学生最讨厌的就是老师和家长不信任我们,我们明明有思想,我们能说,全让你把嘴堵着了。

同时你也要看到学生是很容易被政治操控的,你可以观察政治,了解政治,但不要过分地去参与政治,尤其是参与政治斗争。学生真的很容易被鼓动起来,所以我跟学生说,无论这个社会出现了怎样的动荡,你们永远记住了,坚守对于知识的渴望,永远不要滑向反智主义的深渊,反智主义就是“读书无用论”,砸烂旧世界,你砸烂什么旧世界?砸烂了半天你要重建。

凤凰历史:你对中学历史教育的改进有哪些希望?

魏祺:我希望的是能高中尽量引进开放性资源。我觉得你们媒体特别好的一点是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了,因为这是初中高中这六年是他们人格提升期,这六年,老师的行为和他所学的知识,有可能对他一辈子奠定一个真正的价值观基础。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高中老师不应该放弃继续学习,高中老师跟大学老师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放弃研究精神了,很多高中老师就停在课标,还有课本,还有教参上,他除了看教参真的什么书都不看,这非常普遍,那不是开玩笑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会给学生教成什么样?学生为什么听你讲课,你讲的话书本都有,我照着看不就行了?历史教师如果要是放弃继续学习,是非常危险的事。

责编:沈钰莹 PN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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